还记得在去年9月纽约亚洲艺术周战火尚未褪尽时候，一条震撼性消息在朋友圈被刷爆：佳士得拿下了一批源自日本重要文博机构——藤田美术馆的重器，并将于2017年3月上拍。届时不仅有一批青铜礼器主打，还包含在石渠宝笈著录的数张高古画作以及其他中日工艺精品。其中部分堪称国宝的重器曾让整个收藏圈热议，佳士得曾为此携部分精品于2016年秋拍期间来香港预展，既方便亚洲藏家一饱眼福，更为第二年春拍提前造势。那么藤田博物馆是怎样的背景？一批惊世馆藏背后又能牵扯出鲜为人知的传奇故事？

为了修缮出售馆藏募资金

落成于1954年藤田美术馆坐落于大阪市中心，为日本最重要的文博机构之一。同其他颇负盛名的博物馆相比，藤田美术馆并不显山露水，长期以来秉持家族式经营，已经历了3-4代的传承。佳士得中国书画部主管江炳强形容它是一个非常低调的美术馆。也的确，甚至在佳士得服役已久的人此前对这家美术馆亦不甚了解。然而，当美术馆向公众展示实业家藤田传三郎（1841-1912年）与其子平太郎及德次郎庋藏之艺术珍品的时候，常常令人咋舌称赞。“同很多日本有钱的家族一样，在他们经济好的时候，便大量收藏。于是成立了美术馆。他们的中国艺术馆藏多是战前购买的，主要时间段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那时候很多日本人都大量从中国购买文物。但是后期他们并没有太多的购入中国艺术品，而更多的则是在收藏日本本土艺术。”佳士得亚洲艺术主席石俊生介绍说。本次纽约亚洲艺术周的“藤田美术馆藏重要中国艺术”专场拍卖将包含30件拍品，囊括了商周时期青铜器、佛造像、古代绘画等品类。纽约正式举槌之前将先后在台北、香港、东京和大阪四座亚洲城市进行巡展。

石俊生是佳士得里最早见到这批藏品的人之一，据他回忆：“当时我们得到消息，藤田博物馆有意出售一批中国馆藏，我们便乘飞机来到大阪。美术馆的位于大阪较偏远的地方，给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博物馆里面非常的冷，第一眼这些青铜器的时候就让人非常兴奋，以至于对整个博物馆的布局及其他展览并无太多印象，也暂时忘却了这里有多寒冷。当时还处在洽谈阶段，可以说是一场竞争，我们和苏富比(微博)都被邀请来商量具体售卖的事宜。对于当时来说，无论是否能够获得这批东西的委托，能亲眼看到如此精彩绝伦的作品，已经让人非常高兴和满足！当然了，最终还是难掩兴奋之情，藤田博物馆如愿委托佳士得。”

据石俊生介绍，藤田美术馆这次出售部分中国馆藏，主要是为了获取资金重新修缮美术馆，以保证未来的发展。“博物馆的设施已经有些陈旧，将来他们会更注重日本艺术、茶道艺术。他们的日本艺术馆藏有非常重要的作品，其中几件更是列为国家级重要美术作品。为了美术馆未来能够顺利发展。所以通过出售这些中国馆藏来募集资金。”

仔细考证书画身世现浮沉

据了解，藤田美术馆这批中国艺术藏品均为二战前从中国购买的。“这批绘画作品中有6件是比较有特点的，另外还有十几件则比较普通，但应该是一批买回来的，都装在一个日本盒子里面，应该都是宫廷里流出来的，并且是由醇亲王亲自经手。民国以后，清宫小朝廷虽然还在，虽然都是皇家的东西，但却不能公然拿东西出去卖，因为进出紫禁城都有民国士兵把守。就算末代皇帝能买通看守士兵，怎么也不敢明目张胆地扛个大箱子出去。然而一些手卷、册页等方便夹带的小东西却容易被带出去。这6件手卷被日本人拿到之后做了一个盒子放到了一起。虽然没有皇宫的盒子盛放，但每件具备的宫廷包装仍能识别尊贵身份，其中一件还在包装的绢布上写有陈容的名字及画作的品名。”

6件被石渠宝笈著录的作品起初在佳士得并没有达到一致的认同。江炳强为这些作品做了细致和深入的研究。“我曾将6件作品跟《石渠宝笈》的记载做了核对，这几件作品多收录在《石渠宝笈初编》中。《初编》成书于乾隆十年（1745年），比较早，所以对其纪录往往是画作当时的状态。但这些作品上面的题跋和印章有的是乾隆六十几年、七十几年时再题写或再钤盖的，个别印章甚至是乾隆当了太上皇之后才盖上去的，所以可以想象，这批东西应该是乾隆比较喜欢的，时不时地拿出来欣赏。因此没有理由认为可能有民国作伪之嫌。如果民国仿，反而是应该按照《石渠宝笈》的原样来做。不会画蛇添足的去做乾隆六十几年和七十几年的跋，况且没有母本，皇帝的跋也非一般人能编制出来。”江炳强非常欣赏日本人做事一丝不苟、严格谨慎的风格，“他们非常细致，为防止玉别子被碰坏，把包装上的别子全部拆解下来，进行独立包装，并且将哪个别子对应哪幅画都做详细记录。如此这般，这批东西基本保持了在宫中的旧貌。”江炳强在翻阅检查画作时，还在箱子底部厚厚的包装纸中发现夹带了一个信封，打开一看勃然大喜：居然是醇亲王的管家在民国四年写的，记录了这批东西卖给山中商会的实情，据此，画作的被石渠宝笈著录已铁板钉钉。”

关于作品的流转漂流，江炳强提出了他的考证：“山中商会是当时非常有名的古董商，在纽约、日本都有店，中国非常多的古董都是通过他们倒出去的。醇亲王的管家写明把这6幅作品卖给山中商会，然而更有趣的是，这批东西可能并不是醇亲王的。我阅遍所有作品，找到了6幅作品中有4幅钤有恭亲王的印，但醇亲王的印却踪迹杳然。所以我猜测这批东西很有可能是宫里赐给恭亲王的。因恭亲王与醇亲王是堂兄弟。所以我想这批东西很有可能是恭亲王委托醇亲王帮他售出的。到了民国时期这些王公贵族都已没落，但又不愿意改变以前的生活方式，就只有靠出卖艺术品来勉强支撑。上述都是推测，具体这批东西何时候从宫中流出，又与恭亲王、醇亲王有什么关联，在史实不祥的情况下只能靠推测了，但最终由醇亲王卖给山中商会已证据确凿。并且藤田艺术馆从山中商会处购得这批东西还保留有原始收据。”

说到原始收据，江炳强有话要说：“如果你看图录，我在每个lot号那都有标注，是不包含原始收据的。只能有彩色复印件。显然买到的人肯定都想要原始收据，但6件东西被一个人买到的概率极低，都找我来要收据可怎么办。所以先在图录上标清楚了。我到现在还没有想好这个收据要怎么处理，不行的话，我估计只有拿出来单独拍了。但是万一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没买到画，买个收据。你们有画，但是收据在我这。那就有意思了！”

相比书画的流传清晰，佳士得专家对这批青铜重器的身世却难说其详。有消息称藤田博物馆于1940年前购入了这批藏品，更精确地说应该是战前。但是更具体的资料：比如这些器物何时出土？何时被卖到日本？……则终成难解疑团。据此，面对远古宴享和宗庙祭祀祖先的礼器，笔者也只能稍着笔墨。然这些以制作精良、气魄雄伟、技术高超而著称于世的青铜瑰宝的市场表现仍然是可以期待的。

辗转流离国宝如今欲何往

本次拍卖的一尊方罍被许多青铜收藏者看好，他们认为其除了少了铭文，其浑厚大气不比之前佳士得私洽售出的皿方罍逊色。由于青铜器为国之重器，一向管制较严，能符合上拍标准的很少，所以内地市场鲜有交易。香港虽然不受限制，但因为距离大陆较近，多少会受到波及，所以市场也不是很好。显然青铜市场最被看好的当属美国。也是基于此，佳士得决定将此次拍卖放在纽约举行。“在美国我们有非常好的传统去销售青铜及其他高古类的作品，美国市场的接受度是比较好的。购买此类作品，美国人依然是非常庞大的群体。当然，相信这次拍卖我们也能迎来很多中国买家。由于书画和青铜器是同一出处，于是便都放到纽约来拍卖，委托方也很认可这样的安排。”石俊生认为，相对书画而言，这次的青铜器更显珍贵。如此大体量且有49年明确出土纪录的青铜器在市场上非常少见。

业内对此次上拍的青铜器大胆预估过亿人民币将不是问题。“由于政策限制，导致青铜器的价位出现巨大的两极分化：没有来源和普通的作品价位比较低，甚至私下里也非常不好销售。但是像这类来源、传承非常明确，有明确49年之前的出土纪录，且作品本身又是格外精彩则会非常之贵，个人认为过亿也是情理之中的。”青铜器交易商Y先生这样说。

其次被看好的是几张经《石渠宝笈》加持的宋元书画。市场虽没有做过亿的乐观评价，但普遍认为一定高价成交。现今《石渠宝笈》俨然成为了书画市场的《圣经》，“我刚入行的时候，并不是所有石渠宝笈著录的东西都值钱，老一辈的藏家往往喜欢文人画，如唐伯虎、仇英一类。而乾隆、嘉庆很多本朝的画家的作品并不值钱，许多东西当时生产出来都是作为装饰品的。但如今则是完全不同的局面了，虽然文人画依然很贵，但宋元画的市场表现已逐渐走强，我们欣喜地看到现在市场上有那么一批藏家对高古研究的比较深入。”江炳强说。

这是一批历经动乱、侥幸留存的中国艺术珍品。从旧中国辗转流到了日本，却幸运地受到了比较妥善的保护。如今现身纽约拍卖，是否最终可以顺利归国？石俊生表示，虽然不敢说这场拍卖所有的东西最终都会回到中国，但我相信大多数应该是会被内地买家购得。我也非常希望这些作品能回到他们的诞生地。

（编辑：杨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