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798艺术区，工作日的美术馆游客寥寥无几，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但在日本东京国立新美术馆，工作日的场面是这样的：

如果你也想体验一下这种感觉，别着急，再过一个多月，你可以在过年期间的北京庙会上看到类似情景。

光是人多，可能还不值得大惊小怪。真正令人受到震动的是，这张照片其实是馆内商店的场景，而且没有拍全，出口处还有一条目测100米左右的队伍在等待结账，由于太长，拐了两个弯。作为一个艺术从业者，我深知让一个观众从免费观看到付费观看，再到愿意购买艺术衍生品，有着一段多么艰难的培育历程。现在，中国很多美术馆的主要课题还是如何让更多的人走进来，因此他们往往还在纠结该不该收门票。至于用艺术衍生品赚大钱？那是故宫这种“超级IP”才有资格想的事。

感谢日本笹川日中友好基金的组织，使我们能够于2018年12月初，在为期一周的行程里近距离考察日本艺术行业。东京美术馆的匆匆一瞥，足以让我们感到惊讶，而银座的画廊，又可以从另一个侧面揭示艺术有多强大的群众基础。

连东京地铁里都有展示艺术作品的橱窗

与北京的798不同，东京画廊最为集中的地区，居然是人称“全亚洲最贵的地方”的银座。网上搜索数据显示，银座的画廊、美术馆、博物馆总数高达200多家。我们很难想象在北京三里屯或者国贸，集中这么多艺术机构该是怎样的一幅画面。原来，艺术家并不是与偏远的宋庄最配哦。

银座部分画廊（来源：TOKYO ART&LIVE CITY网站）

更令人意外的事实是，这些星罗棋布的画廊，有些并不在一楼临街的位置。例如我们此次行程中拜访的银座柳画廊和饭田美术，分别位于两座写字楼的三楼，这意味着两家画廊接待的应该主要是专门造访的客人，而不是自然客流。

还有的画廊甚至必须事先预约才能参观，并不接待不请自来的散客。开在寸土寸金的地段，却不打算好好利用一下这里宝贵的流量，这在中国人眼里是难以想象的。

但是银座的画廊们不仅活下来了，而且显然活的并不差。我们造访饭田美术时，画廊内悬挂的大约不到20幅作品，一半左右已经被贴上了红点（表示已经被卖出），有的作品还因为同时被好几位藏家相中，将不得不以抽签的方式决定最终归属。

饭田美术在街边的广告牌

这些事实清晰地显示着，日本画廊的背后有一个多么扎实、稳定的藏家群体，他们给日本艺术业打下了牢固的地基。

日本人为什么对艺术如此热情？

如果从历史的角度回答，可能要讲讲战后日本经济恢复，池田勇人内阁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一亿总中流”概念的产生（即九成左右的国民都自认为中产阶级），泡沫经济时期的企业收藏热潮等。

如果从教育的角度，可能要讲讲明治维新后的教育改革，当代日本中小学对美育的重视等。

反观中国，常见的观点认为，中国人刚解决温饱问题，因此对美育还不够重视，艺术尚属于小众。

这确实有一定道理，但是，有些事并不见得必须兜里有了钱，肚子里有了知识才能做。

往远了说，一个有价值的案例是1982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哈默藏画——500年名作原件展”，这是中国首次举办外国名画原作展，展品包括从文艺复兴至近现代各时期代表画家作品。当时人多到什么程度？有美院学生过去临摹，因为人太多，要站在凳子上，拿着望远镜看。

那时的中国人还没有完全解决吃饭问题，但他们依然对艺术如饥似渴。

往近了说，刚刚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闭幕“西方绘画500年”特展中，我们可以看到下图的壮观场面：

与其说“中国人不喜欢艺术”，倒不如说，中国人平日里看到以上这般优质艺术内容的机会太少了。

光拿展览这一项来讲，对比一下就知道，日本跟中国的艺术展览几乎不是同一个物种。举个例子，在中国火爆异常的“西方绘画500年”特展，全部展品来自日本东京富士美术馆的馆藏，如果你登陆该美术馆官网，就会发现它们平时都安置在常设展厅——是的，这个让中国人一览众多大师原作，堪称千载难逢的特展，对日本人只是一个普通的常设展。

富士美术馆官网上的信息显示，“西方绘画500年”展将从2019年1月5日起在该馆常设展厅重新开展。

那日本人的“特展”又什么样？我们可以参考正在东京上野之森美术馆进行的维米尔展。迄今为止，荷兰绘画大师维米尔能够确认的真迹一共35幅，散落于全球各地，能借出一件都不容易，日本人此次一口气集齐了其中九幅一起展出，其中包括那张享誉美术史的《倒牛奶的女佣》，这个展览何等珍贵，大家可以自行体会一下。

上野公园内的巨幅维米尔展海报，日本人自豪地打出了9/35这个数字

又如正在东京都美术馆举行的挪威画家蒙克作品展，展出了油画、版画在内的100多件蒙克的原作，其中包括经典之作《呐喊》。

蒙克展览海报

对，中国人在书本上才能看到的很多大师之作，日本人常年可以在家门口的美术馆里看到。

与此同时在中国，某些所谓“致敬”西方艺术大师的网红展，门票动辄100元以上，却居然一张原作没有，全部是复制品和影像资料，有些复制品更是连偏色的问题都没有解决，就以大师为招牌，堂而皇之地拿来展出了。

观众们的感觉则是这样的：

“太糊弄人了！100多元一张票，展品制作却很粗糙。即使不展出原作，作为美育推广活动来看也是对公众的不负责任。”

“看的内容主要是高仿油画、视频，感觉有点儿亏。”

更有甚者，一些商家不通过正规渠道取得艺术家授权，直接办假展。比如中国多地出现的所谓“草间弥生与村上隆联展”，被爆出无一真品，两位日本艺术家均气愤地表示要诉诸法律途径解决，这事登上了日本的新闻，闹的沸沸扬扬。

日本新闻中有关中国假展的报道

说白了，这就是割韭菜，赚快钱，最终打击的只能是中国人好不容易培养起来的艺术热情。

光有重量级展品还不够，诸多细节也可以看到日本人的用心。

一些大展，他们除了会准备日语的音频讲解，还会准备中、英、韩三种语言，内容均由专业公司制作，侧重于创作背景和艺术家生平的介绍，而不是简单粗暴地告诉你“这张作品表达了什么”，这就既让观众看得明白，又留下了自己解读的空间。

讲解机租金也不贵，一般约550日元左右（约人民币34元）。也多亏了它，我们几个不通日语的外国人，在观展中几乎没有遇到什么障碍。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艺术展的日语讲解经常是由著名演员、声优担纲录制的，正在举行的维米尔展，献声的就是著名女星石原里美，这更增加了展览的魅力。

石原里美并不是直接拿来稿子照本宣科。她接受采访时表示，自己是认真学习了一下艺术史才开腔录制的

除了举办展览，有些美术馆内会设置资料查阅场所，例如东京都美术馆就有“艺术信息室”（美術情報室），木制书架与家具营造出舒适的氛围，来客可在此自由阅览美术图书、展览会图录、美术杂志等。从漫画风格的介绍手册就知道，这里一定是一个带孩子接受艺术熏陶的好地方。

东京都美术馆的“艺术信息室”，下图是它的介绍手册

还有些美术馆会提供配套班车和餐饮。我们此次行程的第一站，日本写实艺术的重镇保木美术馆，地处千叶县，距离东京市区有一个小时的车程。为了给参观者提供便利，美术馆提供了一个套餐服务：安排班车在火车站迎接，提供一顿馆内餐厅的西餐，下午有专人讲解展品，总费用是5100日元（约人民币316元）。以西餐的水准来看，光这一顿饭就可以赚回大半票价了。

保木美术馆官网上的班车日程表

类似这样的细节还有很多，稍微深入了解，就有强烈的感觉：很多事情日本人都在下慢功夫。

我们很难想象打磨一个像维米尔这样的重磅展览，前期准备工作该有多么艰巨和琐碎；

饭田美术的创始人饭田功先生，现在还会打电话给20年前在自己这里购买过作品的藏家，告诉对方这张作品如今的价值；

银座柳画廊的副社长野吕洋子女士常常去小学讲课，带领小学生参观当地的画廊，这也不是能够迅速带来经济收益的行为。

野吕洋子女士将自己对艺术教育的感悟写成了著作《银座画廊之旅》（銀座の画廊巡り－街づくりと美術教育）

但是我们又能清晰地看到慢功夫带来的成果：尽管日本大多数美术馆不让拍照，不可能成为自拍秀场，可日本人依然会美术馆门前排起长龙，参观结束后争相购买艺术衍生品，态度近乎虔诚；饭田美术的作品抢手到必须抽签决定买主；当年听过野吕洋子女士讲课的小学生，长大以后真的会带着母亲去柳画廊选购作品。

在上野之森美术馆门前等待进场观看维米尔展的队伍

不用空喊“让艺术亲近大众”的宏大口号，把一个个小目标做好了，大众自然就主动走近了艺术。

说起“小目标”，想起一个报道。2018年1月，日本第一生命保险公司公布了2017年该国儿童长大后想从事职业的调查结果。其中，日本男孩的理想职业前几位有学者、足球运动员、棒球运动员等，女孩的理想则是西点师、护士、幼儿园教师等，全是小目标。可如果拿这个问题问中国孩子，得到的答案通常是当老板、做官，本人小时候最常见的回答——科学家，现在都不多了。

说实话，我确实体会不到当大老板是什么感觉，太过遥远。但是我知道面包房的样子，我家楼下就有一个，每回夜归时一进门，香气扑鼻，会有一点小小的幸福感。

文章部分资料引用2018年8月6日《北京日报》12版，原题《动辄超百元，质量对得起票价吗？》

（编辑：夏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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