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渝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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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评图书：

书名：《21世纪的日本家庭：何去何从》（第4版）

作者：（日）落合惠美子

译者：郑杨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出版日期：2021年7月

女性为什么是家庭主妇？把这个问题换个问法：为什么一定要让女性担当家务？

在日本，以及韩国，我国的台湾地区，许多女性在未婚时工作，因为结婚、生育等原因辞职，回归家庭，等到孩子不需照顾（或许是孩子3岁以后，又或者是孩子年龄更大，可以上寄宿制学校）再出来工作。

一个有悖于很多人印象的事实是，二战战后（1946-1950）出生的一代女性，就业率比1926-1936年出生的女性要低得多。

1946-1950年出生的女性，大致成家、生儿育女的时间是在1965-1985年，这个时期的日本经济高速增长，工薪家庭不断增多。按照常识理解，这必然要促成更多的家务劳动社会化，因而要推动更多的家庭主妇进入职场。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二战战前，日本女性就业率曾经超过了欧洲和日本——在当时，日本女性的基本权利还未曾获得法律保护。为什么战后经过了民主化改造的日本，女性就业率反而下降了，而且发生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

日本女性学研究者、家庭社会学者、京都大学大学院文学研究科教授落合惠美子在其所著的《21世纪的日本家庭：何去何从》（第4版）一书中对以上问题进行了解释。按照书作者的分析，日本战前的女性就业率高，是因为当时的日本家庭包括东京等大城市的市民家庭，仍然主要是传统意义上的家族大家庭，这意味着女性在家务事、养育孩子等方面可以获得来自婆婆、妈妈或者平辈亲友女性的帮助。但在二战战后，日本社会发生了相当深刻的变化，过去的家族大家庭较为清楚地走向了家庭，市民家庭变成了夫妇-未成年儿女组成的小家庭结构。

日本经济高速增长时期，普通市民也成为时代红利的分享者，仅靠成年男性一人的收入，便可养活自己和妻儿。《哆啦A梦》、《蜡笔小新》等日本动漫影视作品非常清楚地描绘了这种现实。这种情况下，女性回归家庭养育孩子，成为一个再自然不过的选择。

日本社会在当时出现的这一社会变化，也会在今天的中国上演吗？三孩时代的到来，女性的职业发展面临着相当程度的挑战。如果生育两个或三个孩子，甚至在第三胎生下双胞胎、多胞胎，这种情况下即便孩子的妈妈能得到长辈的援手，也很难在第二、三胎孩子进入小学前结束以养育幼儿为主业的阶段——再加上生育第一胎（以及第二胎）所占用的时间，这意味着孩子的妈妈将在至少超过五年的时间里，会与职场竞争保持距离。这一阶段恰恰又是职场男女最重要的上升期。很多二孩、三孩妈妈，职场竞争力乃至立足能力下降，这恐怕不是杞人忧天。

但问题在于，而今的中国，虽然发展成就举世瞩目，但还没有达到《哆啦A梦》、《蜡笔小新》等日本动漫影视作品中描绘的那种普遍状况，即不能仅靠着孩子父亲一人工资养活全家（外加对孩子爷爷奶奶、外公外公的赡养责任）。这种情况下，女性脱离职场，完全回归家庭，又变得十分困难——确实有一些白领、创业者能满足这方面条件，但绝不具有普遍性。更可能发生的情况是，一些家庭出现“主妇回归”，生活品质发生减低。

言归正传。在20世纪50-70年代的日本，也掀起了“何谓家务”、“何谓主妇”的讨论。因为大批女性回归家庭成为主妇后，其劳动价值受到了怀疑。有人认为，主妇承担家务，同样在产生价值；但也有人认为，没有进入市场的家务就没有经济价值。这一番讨论非但没能真正意义上起到帮助日本女性改善权利地位的积极作用，相反还固化了家庭主妇的行为模式，一定程度上加剧了对于女性的约束。

《21世纪的日本家庭：何去何从》（第4版）这本书主要着眼于20世纪40年代晚期以来，日本家庭在日本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等多方面环境因素的影响下产生的各方面变化，剖析其中原因。包括：

——如前述，经济增长期，女性就业率反而降低；

——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晚期，再到21世纪初，日本家庭的生育率呈现不断滑坡式的降低。书作者注意到，日本在二战战后，孩子已经从家庭的“生产物资”变成了纯粹的“消费物资”。也就是说，在以前，无论在城市还是农村，多为多代人一起居住的大家族家庭，这种情况下，孩子较多，其成年后给予父母的养育、反哺支持就越大；但在战后的小家庭条件下，孩子长大后会组建自己的家庭，给予父母的反哺支持很小。这种情况下，生育一个或者多个孩子，都成为了日本市民家庭类似于消费支出的项目，难以考量其在经济上的回报。

——如前述，家庭体制从家族大家庭，转变为夫妇-未成年儿女小家庭，这本身削弱了中青年一代可能从家族成员中获得的养育子女等方面的支持，但切实增强了中青年夫妇的自主性。然而，这些人在走向老年后，尤其是配偶去世后，就会陷入独居而无人问津（无论是自己的子女，还是仍然在世的兄弟姐妹等亲友，都来往很少）。

——女性回归家庭后，带大的子女；要比大家族家庭中，由女性祖辈、母辈女性带大的孙辈，更加叛逆，更加畏惧社会参与，职场竞争意愿和能力也更弱。这也是大家庭到小家庭的转变，所带来的一个负面结果。无论是家庭主妇本人，还是中青年男性（孩子的爸爸），往往都认为孩子的妈妈专门带娃会创造出很好的结果，但事实恰恰相反。

这些问题均在不同程度上相继出现在了与日本文化、社会背景相似的韩国，东南亚地区，以及我国的台湾、香港、内地。某种意义上，日本提供了一个社会发育（或进化或退化）的样本，展示了当女性回归家庭成为主妇，所带来的连锁反应。正如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受中日两国国情和发展阶段等因素的影响，这些变化未必会在中国发生，也可能呈现完全不同的走向，但问题本身值得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