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中原有事，公避地八年；当时著述，十丧其九，今所存者，皆得之他人焉。”

大历中（766～）樊晃为杜甫集作序云：

“文集六十卷，行于江汉之南。属时方用武，斯文将坠，故不为东人所知。”

文集传播受阻，大为延迟了李、杜诗的经典化。

所以，李、杜在唐人心中的地位，恐怕也难与白居易相敌。杜甫生前名声不显，而生前名声显赫的李白，其作品被经典化也有一个很长的过程。今人选唐诗，李白的诗几乎必选。而在唐人那儿却没这么高的待遇。如收盛唐诗人作品的《国秀集》（天宝三年，公元744年）、《箧中集》（乾元三年，公元760年），都没有李白的诗。

直至白居易时代，李、杜都还未被经典化。唐德宗贞元二十年（804，正是白居易书判拔萃科登第的后一年），日僧空海随遣唐使入唐，遍搜唐人文集，归国撰有《文镜秘府论》，这部反映了9世纪初唐人文学观的著作，竟仍没给李、杜留有特别的位置。

李、杜诗的经典化，肇始于元稹、白居易的大力提倡，直到北宋才宣告完成。在白居易时代，李、杜还需借白居易扩大影响，其影响力显然不能与后者同日而语，甚至到晚唐五代，《旧唐书》关于李、杜、白的传记里，李、杜只是《文苑传》中的匆匆过客，白居易才被视为诗人中的翘楚：

“若品调律度，扬确古今，贤不肖皆赏其文，未如元、白之盛也。④”

所以，日本人未在白居易时代之前就把李、杜当做第一流的诗人引入，并非其眼光独特，而是受限于文集之流传。况且，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即便中国也还没开始以李、杜为尊，日本人更不可能领先中国人的理解，提前赋予李、杜崇高地位。

审美好尚

有人认为，崇尚“物哀”、情感细腻的日本人和白居易闲适伤感诗极为贴合，所以日本人特别喜爱白居易。这种说法看似有理，实则不然，论者颠倒了二者发生影响的时间逻辑。

譬如，表现“物哀”的代表作当首推《源氏物语》，而该书作者紫式部却是白居易的忠实读者，其中随处可见白居易诗的化用。

再往前，“学问之神”菅原道真倡导日本特色的“国风文化”，然而“国风”又是怎样的风格呢？其诗“谓似乐天，自书为荣”。⑤

到了近代，作家川端康成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词中，曾用“雪月花”来概括日本文学的传统美。而这浓缩了日本人独特审美情调的“雪月花”，也正是出自白居易的《寄殷协律》：“琴诗酒伴皆抛我，雪月花时最忆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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