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美意识和宗教感结合，是日本人知、情、意的神性底蕴。神性不在人的理性范畴内，它便成为日本人的信仰托所。于是，幸运的日本人，可寄存信仰的地方很宽敞，既在审美领域，也在生活中。

人是什么？这个答案怎么写？应该是有多少人就有多少个答案；花也同样，观花之眼十人十色。日本人以“物哀”之眼看花，情色皆美，内心却难免焦虑，独缺陶渊明的“悠然”之心。因此，日本人的任一“花道流”都离不开禅佛为花道立宪，以“禅”定神。但如果仅仅以“禅”安顿他们的焦虑之心，毕竟瞬间太短，有太多的来不及，日本人便要抓紧消费那一瞬的生命。

日本民族的这种内心紧张，也许来自于他们的岛国风土，即使面对他们视为生命的花，也不能完全释放出来，“物哀”反而加剧了这种紧张感。因为日本四面环海，茫无际涯，岛国像被大陆流放的浪子，如落花一朵，飘摇在太平洋上。那片土地的身世，给生长于斯的民族，一个刻骨铭心的“弃儿感”，好像先天被大地抛弃，于是在其文化的骨子里，便沉淀了一种宿命般的浪人情结，并由此养成了日本人的精神特质。

浪人寻求归宿，目标是大陆，对大陆怀有一种回归的期盼和感哀的眺望，形成“物哀”的心结。只要这种风土不变，“物哀”之心就会恒在，重新融入日本风土，养成日本人的性格基因。一旦有机会就会由“感哀的眺望”，化为“死狂”的豪迈，一跃而登陆。

同样是海洋民族，希腊民族因其与大陆相连，而有足够的自信，去引领文明的风骚；日本民族则因其孤悬海外，处于文明的边缘，而难免自卑。

自卑，带来了正反两面，正面是归依，反面是征服。派遣唐使，当然是归依；可是抢占朝鲜，觊觎满洲，那就是要征服。奈良时代到江户时代，日本人有归依，也有征服。期间，打了两仗，跟唐朝打，跟明朝也打，结果，都像落花一样，败了；但明治维新后跟晚清打，赢了；二战时再战中国，最终还是，败了。因此，这种孤悬海外的岛国风土，恐怕使得日本人的“物哀”情结，一时难以化解，也许要做好永恒之精神准备。

民族精神的喻体

日本之樱，与欧洲或中国固有的、期以果实的樱桃树不同，是观赏之花。观赏性的花，脱离了功利羁绊，纯然审美的意味，伊始便占据了精神的高度，很容易升华为民族的整体精神象征。民族精神，以花为喻体，无常的美感里，便会生成整个民族的“物哀”之心，而一个民族“物哀”起来，常常会导致集体无意识的后果。它可以带来一个民族素质的自我过滤以及在生活中的审美提升，也可以让日本人赋于樱花本身所具有的非理性的悲剧感时时伴随着这个民族的命运始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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