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民众参与

生活垃圾处理是一项公益性事业，广大居民也是重要的参与方。然而，居民自身的利益、企业的盈利目标及政府的行政权力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误会、矛盾和冲突。其一，垃圾处理设施的建设和选址难以在民众中达成共识。1971年，东京发生垃圾战争事件，江东地区的民众反对东京政府将垃圾集中到江东区海湾焚烧的做法，垃圾填埋场和焚烧厂难以落地，因为当时未经分类的垃圾焚烧后导致了严重的大气污染与卫生问题。江东市民与区长发起抗议活动，最终形成“排放者负责制”，即垃圾的来源地负责处理该地区的生活垃圾，拒绝将垃圾转移到其他地区。其二，政策法规的不断调整和细化过程容易让民众产生混淆或误解。日本的垃圾分类制度几经变化，1930年，东京曾将垃圾分为厨余垃圾和非厨余垃圾，1973年，垃圾分类变为可燃垃圾和不可燃垃圾，1974年，广岛提出可燃垃圾、不可燃垃圾、资源型垃圾、大型垃圾及有害垃圾五种分类。此后，1993年开始回收瓶罐，1994年回收大型垃圾，1997年回收塑料饮料瓶，2002年起设立荧光灯管定点回收，导致民众对垃圾分类概念的理解变得模糊不清。其三，多种改进政策的推进和落实难以得到百分之百的民众配合。尽管政府可以指定详尽的规则、提供完善的配套设施，但无法细致地监管每一项政策的执行程度，而且，这些政策性的违规处罚措施往往太过强硬，很难得到民众的拥护和理解。因此，在政府、企业、民众之间，需要一个民间组织来平衡三方利益、传播和解读政策变化、帮助居民建立环保理念改变生活习惯、落实各项政策，而这个民间组织就是日本的居民自治会。

四、居民自治会

日本的居民自治会，又称町内会，是以家庭为单位按居住地组成的街坊组织，与国内的居委会类似。在西方国家，只有主动加入才会成为某一组织的成员，但在日本，只要居住在某地，就会自动成为当地自治会的成员。每个自治会规模在180—400户家庭，在人口稠密的东京，自治会管辖面积不过几百平方米。自治会负责人由选举产生，任期两年。负责人大多是当地新闻人，有一定的政治影响力。由于并不是正式的政府机构，自治会组织本身不能享有中央政府的补贴，其主要收入来源于居民缴纳的会员费，部分收入来自林地、山地、湖泊等不动产，少量来源于政府资助(比例低于十分之一)。

1991年，日本国会在《地方自治法》附则中，正式确定了自治会的民事主体地位，表明了政府向民间让渡管理空间、下放权力的意向。此后，这一社区居民组织被纳入现代社会制度，日本的社区逐步从无序状态走向良性治理。在80多年的发展历史中，自治会渐渐形成了沟通民众意愿、辅助政府政策推行、服务民众生活这三项社会功能。在生活垃圾处理上，其主要作用体现在：首先，自下而上代表居民利益，同政府和企业展开对话;其次，解释相关政策变动，监督和辅助政府政策的落实与细化;第三，在小区中进行环保意识的宣传，普及环保教育;第四，在资源回收和处理企业与居民中建立沟通合作的联系。

原标题:日本城市生活垃圾处理联动机制的主要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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