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极为细致甚至琐碎的规定造就了日本高水平的低碳管理。按照东京财团的研究评估，日本资源和能源节约对碳减排的贡献高于80%。

除了把减排主要着力点放在排放量占40%的大企业外，日本同样注重用精细化的管理解决占排放量60%的小企业和家庭排放问题，并通过规范公众行为达到最大化减排的目的，可以说是走了一条节能减碳的“群众路线”。

此外，日本注重通过强化市场竞争，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仅东京23区的废弃物处理企业就超过1100家，可以有效实现分散垃圾分散处置，降低处置成本，提高资源回收利用率。

2以分阶段、渐进式策略提升资源环境政策的社会接受度

日本低碳发展并未采取激进减排手段，其政策实施往往留给市场和企业一定的调适和学习时间，使经济低碳转型更为平稳，产业竞争力不受大的影响。

以东京都碳市场建设为例，在“环境自愿行动计划”、“日本京都目标实现计划”等相关计划影响下，2002年即着手启动，并实施了碳排放强制报告和自愿减排制度，让企业熟悉和练习有关规则，不新增过多成本。2005年东京都政府对原计划进行修正，进一步对企业排放进行评估和排名，并向社会公布。2008年，通过大量调查协商工作，特别是对利益相关者的协商、公共意见的咨询协商，才由议会通过相关决议，结束带有自愿性质的试点阶段进入强制运行阶段。2010年开始全面执行碳交易计划，前期阶段仅覆盖大的企业组织，到2010年后逐渐将中小排放单位纳入。目前，其第一履约期(2010至2014年)已完成，全市碳排放总量下降约6%。从地区生产总值和写字楼办公面积等数据看，该机制并未对东京都经济发展产生显著负面影响。

日本新碳税的实施也将采取阶梯式税率，分3个阶段实行，时间跨度从2012年到2016年。渐进式的政策给了日本实施精细化管理的时间，并让受控主体有更长的时间进行战略调整和技术布局。

3以大规模的政府投入和市场融资作为支撑

日本国土面积仅为中国的1/4，人口不及中国的1/10，但其国家环境部门资金预算和人员编制约为中国的10倍，地方环境部门人员编制则为中国的2倍左右。日本的国家低碳环境类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约为7%～8.5%，约是中国的5倍，环境支出在部门支出中占比居第一位，应对气候变化支出在环境支出中占比居第一位。

除投入规模巨大外，政府的财政补贴措施也非常精细化，如在垃圾发电项目中，塑料等化石燃料制品和一般垃圾的上网电价仅为每度电9日元，但生物质发电的上网电价则高达每度电15日元。

除财政投入外，日本善于利用社会资本，创新融资模式。如大阪的光之森太阳能发电项目，首先由市政府免费提供垃圾填埋场作为建设用地，公开征集设计方案，确立方案后再向企业招标进行建设，10MW的光伏项目参股企业多达11家，有效调动了各方积极性，降低了融资成本。

4低碳发展政策根植于民众强烈的环保意识

日本高效率的低碳发展与其社会文化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以废弃物处理为例，地方政府管理具有很大的灵活性，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实行垃圾收费处理，很多地区是由政府财政补贴，但企业和家庭仍严格遵守垃圾精细分类丢弃的操作方法，浪费资源和乱扔垃圾不仅被认为是违法行为，也会受到邻里的鄙夷和排斥。

日本在规则设计上使得丢垃圾这件事情非常麻烦，促使消费者倾向于尽可能少地产生垃圾。同时，对家电等产品实行生产者责任延伸制度(EPR)，厂家既负责生产、销售，还要负责回收，所以在最初的产品设计上就要便于回收，要可资源化并实现低成本。

日本的环保宣传十分普及，随处可见低碳宣传招贴和指导手册，非常详细且实用。如朝日啤酒罐上就印有低碳标签，消费者每消费一罐啤酒，酒厂就要拿出1日元用于低碳社会教育;小学生都把随手关灯、规范丢弃垃圾当成美德，反过来监督家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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