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中国禅文化东传日本，该庆幸还是悲哀？）

南宋时，禅宗大兴，不仅吸引了许多日本僧人来中国学习禅法，也推动了中国高僧赴日传禅。“禅”不仅是宗教的修持，更被升华为思想、哲学和人生态度，成为日本中世纪文化发展重要的精神来源。

撰文：瞿炼

摄影：陈新宇

民国十一年(1922)的十月，正是丹桂飘香的金秋时节，宁波迎来一位日本旅客，年纪五十开外，皮肤黝黑，面容清癯。此人名叫常盘大定，是一位佛学专家，从1920年起，他每年都来中国考察。几天前他刚访问了扬州大明寺，现在转道来到宁波，直奔延庆寺，准备参访浙东沿海的佛教名迹。

宁波保国寺大雄宝殿建于北宋年间，是长江以南最古老、保存最完整的木构建筑之一，用材硕大，气势恢宏，宋代的建筑艺术对东亚地区的寺庙建筑产生过较大影响。

延庆寺原本就在日湖中央的湖心小岛上，到了民国年间，因为湖面淤塞，岛屿成了陆地，只延庆寺的山门前还残存一片狭窄的水面，成为古寺的放生池。僧人刚下早课，正是万籁初寂、钟磬余音的清晨，常盘大定走进延庆寺。他的调查非常细致，他把寺院布局、建筑形式、佛像配置，甚至匾额、楹联一一记录。有些问题住持也答不上来，只能领着他去看寺内的残砖断碑。

延庆寺原名报恩院，创立于五代时期的吴越国，是佛教天台宗的三大祖庭之一。明代永乐年间，朝廷颁定天下“讲宗五山”，延庆寺名列第二。从古代日本僧人的著述中，常盘大定早已熟读延庆寺的历史，对珍藏寺中的那些传世名迹倾慕不已。可惜经过清末的毁败，重建后的延庆寺已不复当年旧观。

临别前，常盘向住持询问“讲宗五山”的历史，住持竟以五台、普陀、峨嵋、九华这四大名山作答。此山非彼山也，五山系出自“五山十刹”，是南宋时创立的国家对佛寺进行规范和管理的一种制度。而“四大名山”则把菩萨道场和名山崇拜相结合，是明代中叶以后才逐渐流行起来的民间佛教信仰。延庆寺住持这种自以为是的回答足以让中国的佛教界蒙羞。常盘大定的考察笔记发表出版为《支那佛教史迹踏查记》。每读到此处，让人不禁唏嘘。

正如法显和玄奘记录了许多古代印度的淹没历史，有些中国的古老文化不幸失传，却可以在邻国得到继承和发扬。五山十刹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五山十刹的确立和禅宗的兴盛有很大的关系。宋嘉定年间，皇帝为全国的禅寺评定“寺格”。五座名望最高的禅寺被定为五山，拥有最高的寺格。南宋覆亡以后，元代和明代的皇帝都曾以五山十刹来册封天下名刹，延庆寺就是在永乐年间被提升寺格的。

明代中叶以后，官寺制度走向衰落，五山十刹就此废弛，逐渐被湮没而遗忘。另一方面，清代咸丰年间，农民起义军的战火对江南地区的经济和文化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名山巨刹的千年积累被洗劫一空，寺院成为焦土。以浙江地区为例，少数寺院得以重建，但规模和声势大不如前，如杭州灵隐寺，宁波天童、育王寺。更多的寺院却再也没有恢复元气，如杭州的径山、净慈、天竺等等。制度已然消失，文物散失殆尽，这就是常盘大定在延庆寺中看到的中国佛教的窘况。

日本永平寺内翩然而过的僧人。寺院伽蓝依宋明州禅寺格局建造。

但是，精丽庄严的南宋佛寺，返璞归真、智慧安然的“宋风禅”，都被移形换位般地复制到了日本。日本的中古禅寺内，至今还珍藏着大量宋元时期的佛教经卷、图书典籍和书法绘画，以至于今天中国学者想研究五山十刹，还必须借重保存在日本的史料。正所谓“礼失求诸野”。

唐和宋是中国历史上对日本影响最大的两个朝代，日本人对宋代文化的热情，不亚于其对唐代文化的渴求。南宋时，禅宗大兴，不仅吸引了许多日本僧人来中国学习禅法，也推动了中国高僧赴日传禅。

禅宗在中国创立较晚，因师徒相传，有着明确的谱系。南宋时，五山十刹中所流行的大多是临济宗杨岐禅。日本僧人荣西在宋孝宗时两次来中国，拜虚庵怀敞为师，先后在天台山万年寺和明州天童寺随师修习。他将临济宗的黄龙派传入日本，成为日本禅宗的开宗禅师。荣西圆寂后，他的弟子道元也来到天童，跟随长翁如净学习曹洞禅，回日本后模仿天童寺的格局创立越前永平寺，成为日本曹洞宗的开山祖。圆尔辩圆是荣西的法孙，宋理宗时在临安和明州的禅寺中参研禅法，以后投入径山寺高僧无准师范的门下，苦修数年后顿然开悟，回国时，无准师范向圆尔辩圆交付祖师法衣、《宗派图》和《自赞顶相》作为传法的信物。当时，日本朝廷的摄政以径山寺为原形，在京都建立了规模上堪比东大寺和兴福寺的东福寺，迎请圆尔辩圆入寺弘扬禅法，是为禅宗大举进入京都之始。圆尔辩圆被奉为国师，称“圣一法师”，他传回的杨岐禅后来成为日本禅宗的第一大派——圣一派。那些从中国带回的传法信物至今还珍藏在东福寺内，而且寺内每年都要纪念无准师范老师的诞辰，八百多年来从未中断过。兰溪道隆则是南宋僧人东渡日本传播禅法的先驱。他也是杨岐派的禅师，于宋淳佑六年(1246)到达日本，在巨福州的建长寺开山，后应诏出任京都建仁寺的住持。兰溪道隆倡导中国式的“纯粹禅”，使之成为日本禅林的主流。

“禅”不仅是宗教的修持，更被升华为思想、哲学和人生态度，成为日本中世纪文化发展的重要的精神来源。著名禅学家铃木大拙说过“：在某种程度上，禅造就了日本的性格，禅也表现了日本的性格。”可见两者间的契合。

和禅宗一起东传日本的，还有宋代繁荣发达的文化和艺术。日本僧人研修禅法的同时，也兼修“宋学”，特别是以朱熹思想为核心的程朱理学，他们在宋代的文学、书法和绘画中汲取营养。为了模仿五山十刹兴建日本的禅寺，南宋的建筑式样被传到日本，因为聘请了明州一带的中国工匠，浙东地区精巧的石作和木作工艺也随之东传。荣西在禅寺中种植宋茶，提倡宋朝的茶礼，圆尔辩圆学会了面粉和面条等食品制作方法。“五山文学”“、禅宗样”建筑之外，镰仓时代以后，日本的书法、绘画甚至今天被奉为国粹的茶道、花道、剑道，都蕴涵着宋代文化的影响。

寺在宁波城的东南约30公里处。波光粼粼的万工池畔，七座佛塔一字排开。池的北岸建有影壁，影壁之后是重重叠叠的建筑，依着山势渐次抬高，显得错落有致。可惜，今时寺院皆为清末重建，朴素有余而壮丽不足，和宋元时代天下禅院五山的气象堂皇相比，有着天壤之别。

今人只能从古建筑大师傅熹年先生的建筑图中领略到南宋天童寺庄严秀丽的建筑风貌，珍藏在日本许多禅寺中的《五山十刹图》记录了更多关于南宋天童寺的具体信息。

《五山十刹图》是一部图集，大概绘制于南宋晚期的淳佑年间，由留学中国的日本僧人带回国。祖本虽已失传，但历代抄本约三十余种，保存在各大佛寺中。其中，大乘寺本《五山十刹图》和东福寺本《大宋诸山图》最为重要，于明治四十四年(1911)被日本政府确定为国宝。图集的内容非常丰富，南宋佛寺内的所有细节——大到寺院布局、建筑形式，小到法器配置、家具摆设——全部被图绘下来，用以原样复制。十四世纪中叶，作为京都五山之一的天龙寺落成，其开山祖师梦窗疏石提笔写下赞文，“不动扶桑见大唐”，反映的正是当年日本禅僧们的最高境界和理想。

天童寺在宋嘉定年间入列禅院五山，被日本佛教曹洞宗尊为祖庭，历来是僧才荟萃和国际友好往来的场所。

天童寺在宋嘉定年间入列禅院五山，被日本佛教曹洞宗尊为祖庭，历来是僧才荟萃和国际友好往来的场所。

90多年过去了，今天的江厦码头已不是常盘大定当年下船时的景象。定海、舟山、北仑相继建起了海港，浮海而来的船舶已不再深入甬江，宽阔的江面上，帆影空绝，码头成了市民休闲的绿地公园。除了鼓楼、天峰塔几个传统的地标外，宁波城中最繁华的闹市被开膛破肚，一座新建的商业广场将老街老巷的格局几乎完全改变曾经有美国和日本的研究者专程来宁波寻找“车桥石板巷”，这个老地名连很多宁波人自己都不甚了了。由于宁波在南宋时期对外贸易中的重要地位，石板巷内曾聚集了很多家专事佛教水陆画创作的工坊，以及一批民间画师。也许是由于海外需求的激励，在这批民间画师中，涌现出如陆信忠、金处士等画艺精湛的大家，产生了一批质量上乘的佛教美术作品。现藏美国波士顿美术馆的陆信忠绘《十六罗汉图》是其中的代表作，为现在研究宋代绘画提供了重要依据和实物资料。

陆信忠绘《十六罗汉图》其中之三幅。其作品多为当时日本、高丽商人僧侣订购，故流传日本较多，后部分散佚美国，中国本土反而无存。

由于这些民间画师和他们的作品向来不被中国传统的士大夫所重视，所以甚至连一幅作品都没在国内流传下来。相反，这些民间画师却在日本和朝鲜半岛名气很大。他们的真迹今天大部分都保存在日本，部分作品于20世纪初从日本流出，成为美国几座顶级艺术博物馆的珍藏。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期盼，或许在不久的将来，这些作品也能回到宁波，让故乡的父老们一饱眼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