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揭秘：日本人为何在意外部世界如何看待自己

内田在思考明治初期，日统治者何以会把对台湾和朝鲜半岛的征服作为国家的外交战略及其目的何在的问题时说，因为“在明治人眼中，‘日本即中华’”。但其实，早在明治维新之前近两百年，江户时代岛国的统治者从丰臣秀吉到德川家康，便开始通过禁止天主教传教和“去中国化”来谋求重建日本独立的意识形态框架，借此厘定国家的发展方向。两千年来，日本猫在中华文明的荫护下，虽然实惠多多，但内心的忿然情绪也在滋长，以“去中国化”来谋求自主，早已是“本体需要”，且日益膨胀。然而吊诡的是，东瀛虽然自古以来号称“神国”，但从战略上确立方向，在意识形态上真正完成重建本土文化主体性之大任者，不是神道，也不是佛教，恰恰是从中国舶来的儒教（朱子学）；而他们“重建”自我意识形态的路径，不是别的，恰恰是颠覆传统的“华夷秩序”：在彼时朱子学者（如林罗山、中江藤树、山鹿素行等）的眼中，中华的“华”是日本。至此，所谓“日本型中华秩序”的崭新意识形态框架构筑完成，日本高高在上，处于核心，而大陆古国的中华，则反“华”成“夷”。可以说，江户时代以来的三百年，岛国始终处于对这种虚幻的“主体意识形态”的狂欢与消费之中，难以自拔。

如此一来，便彻头彻尾地暴露了日人的“边境”心态。对此，内田指出：“如果边境人真的想超越中华思想，摆脱华夷秩序束缚的话，那必须先创造一个有别于中心和边境这样一种关系的关系来”；“如果抛开‘中心与边境’这样一个关系，我们就无法诉说自己国家的起源和使命。而我们其实并不是没有机会。”

所谓“机会”，是指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开始涉足国际社会。而此时的国际社会，已然“充满了不同于华夷秩序宇宙论的政治构想，日本完全可以基于华夷秩序以外的前提来采取外交战略”。客观上，1648年，欧洲诸国签署了《威斯特伐利亚合约》，国与国之间已经形成了新型的现代国际关系架构。可是，日人的思维却未及转型——借用内田的表述，是在“华夷秩序”的框架内“停止思考”了，徒调整了“版本”而已（变“中国版”为“日本版”）。归根结底，还是绵延两千年不绝的天朝的“天下观”惹的祸。这从日本关于发动殖民与侵略战争的动机的说法上，亦可见一斑：从“八纮一宇”、“五族协和”，到“大东亚共荣”、“亚洲的解放”，无不散发着一种被貌似“和谐”的“德政”文化精心包装过的、暧昧的陈腐味道。日人对“华夷秩序”有多么刻骨铭心，只消留心一下日本国内舆论便可了解一二：直至今日，活跃在媒体上的东瀛主流政学精英，对中国崛起的最大担心，仍然是“华夷秩序”的死灰复燃——说“华夷秩序”是日本永生永世的痛，那真是一点都不过分。

对“华夷秩序”的极度纠结，本质上是对文化主体性的不自信。而不自信，便会看人家的样子来决定自己——所谓“照葫芦画瓢”；在国际政治上表现为视周边国家的应对情况来确定自己的方针。内田说：“日本人不和其他国家进行比较，就不能认识自己的国家”；而用另一位政治学者丸山真男的表述，叫做“东张西望”——不仅看别人怎样出牌，尤其关注别人如何看自己。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长期以来，日本最大的显学一向是日本论（广义日本论，也包括日本人论和日本文化论）的问题。外国人看日本，日本人看自己，从政经社会，到文化艺术；从小泉八云、露丝·本尼迪克特、戴季陶、唐纳德·金，到福泽谕吉、新渡户稻造、柳田国男、梅棹忠夫，也包括这本内田树的《日本边境论》。明治维新以降，代有论客，逸作迭出，汗牛充栋。

关于日本的外交性格，有一则著名的佚话：前驻泰国大使、著名战略学者冈崎久彦（Okazaki Hisahiko）曾对美国记者坦陈：“日本外交没有固定的原则，因为我们两国的历史大不相同，贵国是建立在原则之上，而我国是建立在群岛之上。”话虽戏言，却形象地道出了国家的生存需要高于任何外来价值信仰之上的一种极端现实的、机会主义的“边境”外交哲学。这一点，战前战后如出一辙，既表现为国家在国际重大原则性事务上的“不出头”，也表现在政治人物在公共场合频频“失言”等问题上。因为“原则”，一般是中心地带博弈的产物，多数情况下，与“边民”的世界根本不搭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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