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为什么日本和中国在面对西方文化入侵时，表现出如此截然不同的反应呢？

在很多人的头脑中，中国和日本是两个非常相似的国家。 一提起日本，我们嘴里马上蹦出来的词汇是 “同文同种”、“一衣带水”。从外表、文化到精神气质，这两个国家都有大量相似之处。

十九世纪以前，日本人几乎完全生活在中国文化影响之下。今天微博上流行一句话，“如果你想看唐代的中国，就到日本去”。确实，盛唐留给日本的印迹是如此之深，以致许多在中国早已演变了的古代风俗，却在日本人的生活中原封不动地代代相传。比如席地而坐和榻榻米，就是唐时风俗。1903年梅景九到日本去留学，对此颇觉惊讶：“不过日本更有一种特别的情形，就是旅馆都是板屋席地，进门要先脱鞋的。出洋留学，本为维新；然而到了日本，第一先要复古。”[1]

两国人的文化性格和思维方式也很相似。

两国人思维方式的特点都是注重形象思维和直觉感悟。“禅宗”在中日两国都很流行，两国人在精神生活中都注重克己反省，注重静思默想。日本人在枯山水、日本画、茶道、插花中表现出的简约、淡远、别致，和中国传统艺术的美学取向完全一致。

两国人的性格都偏于内向，“面子”哲学是两国人共同的处世哲学。为人处世讲究含蓄忍让，说话都习惯于拐弯抹角，“一切尽在不言中”。日本人还发明一个专门的词汇“腹艺”，也就是说有些意思不用说出来，仅仅通过感觉大家都能明白。

两国人都注重集体主义，倾向于压抑个性。中国人常说“出头的椽子先烂”，而日本人有一个人人尽知的谚语：“出头的钉子要挨敲”。两国人在社会上都讲究论资排辈，这一点，在日本尤为明显，在公司的升迁基本上都是按年龄资历而不是能力。两国社会上都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那就是在宴会入席时，大家都会为入席的次序拉拉扯扯，争上老半天：不是争先，而是争后。

直到现在，两国的某些社会机制也惊人地相似：家庭在社会上起着核心作用，家庭中都强调长幼尊卑，日本比中国还强调男主外女主内，大男子主义气息更为强烈。高考一样是决定一个人一生命运的最严重关口。入学考试对两国学生同样是一场灾难。“教育制度过分强调死记硬背，培养出来的人只能照章办事，缺乏独立思考的能力。”“高中教育主要是为了应付报考大学，而不是为了真正学习知识。例如语文课就是让学生认真准备考试中要遇到的那种复杂语法问题。”[2]这种批评，中国人听起来准以为是在说自己的国家。

因为这些相似，一百年来，中国人形成了一种错觉，以为中日两国国情相同，日本经验自然最容易学习掌握。 1898年，康有为就对光绪皇帝说，日本与中国同文同种，国情相近，日本人能做到的，中国人当然也能做到。“故更新之法，不能舍日本而有异道。我朝变法，但采鉴于日本一切已足。”[3]

1907年，出使日本的大臣达寿对光绪的敌人慈禧也说了类似的话：“中国今日欲加改革，其形势与日本当日正复相似，故于各国得一借镜之资，实不啻于日本得一前车鉴，事半功倍，效验昭然。”[4]蒋介石和孙中山也都曾经留学或居留日本，大力号召中国人学习日本。及至中国再度打开国门的1980年代，介绍日本经济建设经验，号召中国人向日本学习的书籍更是连篇累牍，日本再度成为中国改革的头号老师。

华兴会部分领导人1905年摄于日本东京，前排左一黄兴，左四宋教仁，后排左一章士钊

然而，长达百余年的学习，效果却差强人意。 康有为的变法迅速失败，除了帮助光绪皇帝发布上百道空疏无用的诏书，对中国社会并无真正改变。慈禧皇太后学习日本的宪政，亦步亦趋，“期与日本比隆”，结果画虎不成反类犬，立宪运动虎头蛇尾。孙中山蒋介石两代人的努力，也并没有使中国真正统一和强大起来，反而在1945年以后，让中国再次陷入腐败和混乱。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再度向国际标准靠拢，所走的路线却与日本大相径庭，而是更接近美国。

一系列的愿望与结果的擦肩而过，说明把日本经验嫁接移植到中国，远不像想像中的那样容易甚至是可能。这是为什么呢？

二

在中国和日本的表面相似下面，是巨大的不同。

首先是政治权力结构的不同。开国前日本的政治结构与中国差别很大。

传统中国实行的是大一统的集权统治，处在严密有序的官僚体系的控制之下，“全国一盘棋”，如臂使指。而日本则是诸侯林立，分为二百多个藩国，各藩处于半独立状态，诸侯在自己的领地上拥有行政、司法、军事和税收等权利，在自己的领地中是绝对的主宰，他们虽然要向幕府效忠，但幕府并不干涉各藩内政 。因此这种制度实际上类似于西欧的庄园领主制。

中国最高权力历来一元，皇帝视天下为自己一人的私产，一人说了算。而日本最高权力长期二元，天皇和幕府并存。至于幕府之中，虽称是幕府将军专政，但实际上是由幕府高官们进行权力共享和集体决策，将军所起的作用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 。而日本的天皇，更只是名义上的最高首长，实际生活状态很是可怜，连吃饭都靠别人。某一时代的天皇甚至穷得拿自己的字偷偷拿出去卖钱。

江户幕府的《禁中并公家诸法度》，将天皇的活动限于追求传统文学及执行礼仪

两国的社会结构也完全不同。中国从秦始皇之后就取消了世袭制，社会流动性极强，所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农民的儿子科举可以做到卿相是常见的事。中国还有一种特殊的社会流动方式，那就是通过造反当皇帝当将相，“皇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因此中国“富不过三代”，社会财富和地位总在不停地流动之中。

日本却一直实行世袭等级制，社会分为壁垒森严的几个阶层，基本不能相互流动。不光是天皇万世一系，从来没有易过姓，其他社会阶层也经常是沿续几百年纹丝不动。今天我们提到日本，经常惊讶日本的一些老店经营了几百年至今，这其实正是日本传统社会固化的一种遗存。

中国实行诸子均分制，父亲死了，家产儿子平分，而日本实行长子继承制。中国人古来崇尚多子多福。而日本人没有拼命多生的习惯，他们在马尔萨斯发表人口论前就自觉进行人口控制了。中国人极端重视家庭，而日本人更重视效忠集体。中国以文人治国，日本却实行武士制度。而且，日本统治阶层整体上历来清廉，贪污风气并不兴盛。

因此，日本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国家，整个国家的运转结构与一衣带水的中国迥然不同，却与遥远的欧亚大陆另一端的欧洲非常相似。日本的庄园领主制，长子继承制，社会阶层世袭制，权力多元，武士制度，在中世纪西欧几乎全部具备。

日本人能够迅速走上西化道路，与它和西欧的这种结构相似性直接相关。

三

曾经有一些西方学者认为，在西方的挑战面前，中国能做出比日本更有力的反应。因为开国前的中国，政治上比日本更有序，经济上比日本也更繁荣。赖肖尔说：

十九世纪初期的欧洲人假如对中日两国中哪一方可能实现近代化进行预测的话，一定会认为，中国（更容易），因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长时期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制。不仅如此，中国数千年来还处于官僚制度的统治之下。……只要重新调整一部分政策，改革一部分组织机构，就能实现近代化。

反之，认为日本在可能进行近代化必不可缺少的国家建设之前，必须首先进行彻底的政治革命与社会革命。……日本存在着非常严密的闭锁的封建主义时期，因此从社会上看，它也被认为是两国中更落后的国家。

康有为也是这样认为。 在他看来，中国要现代化转型，肯定比日本要快得多，因为中国是专制体制，君权素重，官僚制度完备，不像日本那样各藩纷争。“皇上乾纲独揽，既无日本将军柄政之患，臣民指臂一体，又无日本去封建藩士之难。……一举而规模成，数年而治功著，其治效之速，非徒远过日本，真有令人不可测度者。”

但事实恰恰与此相反，这是为什么呢？

赖肖尔的解释是，清末中国的大一统恰恰是改革最大的阻力。而日本由于权力分散，在外界挑战面前，不同的藩可能做出不同的反应，因此做出正确应对的概率要远大于中国：“日本由于在封建制度下被分割为许多藩，对于西方学问与力量的态度比中国单一的中央集权制度更富于变化，能够作出内容丰富的反应。”

确实，在开国之际，日本诸藩中的大部分藩主也都是昏庸保守之辈。然而，毕竟有少数藩采取了正确的应对措施：“在各藩内部也有一些敏感性强的人，出现令人惊异的各种反应。幕府自身也有反应的能力，实际上也作出了反应。强大的德川领地之一的水户藩和接近幕府的越前松平藩也是如此；士佐的山内藩、长州的毛利藩，萨摩的岛津藩等外藩中也都有一些反应。这种种反应说明，日本比一元化的帝政中国有更多地获得建设性反应的机会。”[5]

雄藩的联合，是明治维新成功的一大动力

日本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则从另一个稍有不同的角度来解释中日反应的不同。他认为，中国独尊儒术，思想高度一元，儒家思想成为控制每个社会成员的僵化教条。而日本却有天皇和幕府两个权力中心，统治阶层是世袭的武士，他们大多读书不多，依靠基本理性行事，所以整个社会更为注重实际，对现实问题更容易做出合理的反应。

他说：“（中国皇帝以）至尊的地位和最高的权力合而为一，以统治人民，并且深入人心，左右着人心的方向。所以，在这种政治统治下的人民的思想趋向必然偏执，胸怀狭窄，头脑单纯（日本幕府和天皇分立，则）形成了至尊未必至强，至强未必至尊的情况，……恰如胸中容纳两种东西而任其自由活动一般。任何一种思想都不能垄断，既然不能垄断，这时自然要产生一种自由的风气。在这一点上，中国人的思想是贫困的，日本人的思想是丰富的，中国人是单纯的，日本人是复杂的。思想复杂丰富的人，迷信就会消除。”[6]

“中国是一个把专制神权传之于万世的国家，日本则是在神权政府的基础上配合以武力的国家。中国是一个因素，日本则包括两个因素。如果从这个问题来讨论文明的先后，那么，中国如果不经过一番变革就不可能达到日本这样的程度。在汲取西洋文明方面，可以说，日本是比中国容易的。” [7]

相关阅读

（1）日本的傲慢与梦想

（2）“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纪念黑船的日本

注：

[1] 申维辰主编,《清代与民国初期文学》 第五卷,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49页。

[2] （美）才能德温·赖肖尔,《日本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年,第185页。

[3] 蒋贵麟,《康南海先生遗著汇刊（十）俄彼得变政记/日本变政考》，宏业书局,1987年,第335页。

[4] 中国史学会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辛亥革命》 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34页。

[5] 赖肖尔,《近代日本新观》，三联书店,1992年,第36页。

[6]张允起等编译,《日本明治前期法政史料选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31页。

[7]张允起等编译,《日本明治前期法政史料选编》,清华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