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手枪的不幸相遇——日本司法物语》 夏树静子 著

□ 白中哲

刚拿到《与手枪的不幸相遇——日本司法物语》时,以为是位法律人的业余文学作品,没想到竟是推理小说家夏树静子,由于成了日本最高法院的咨询委员,对日本司法进行的文学解读。虽然是从120多年来的日本司法史中选取的12例个案,但一叶知秋,足以纵览日本百年来的法律与社会变迁。

民族主义思潮下的司法

日本在进行明治维新后,一直处于民族主义高涨的阶段:对内,民众像打了鸡血一般有种为国献身的豪情；对外,则积极筹谋废除治外法权。此时的日本司法处于政治与民情的夹缝之中,一方面要树立司法自主的形象,另一方面则与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本书选取的第一个案件“津田案”就充分展现了当时的日本国情。

明治二十四年(1891年),俄国皇太子尼古拉访日,在滋贺县日方随行保驾的一个巡警津田一直觉得尼古拉是来刺探日本情报,准备发动日俄战争的,血脉里有种要刺杀尼古拉的冲动。见到尼古拉后,津田伺机拔出腰刀,飞快地去削俄国太子尼古拉的脑瓜,不过一刀之后就被制服了。尼古拉随后回国疗伤,津田被诉诸司法程序。

此时,日本国内分两派,一方以民众和日本行政高层为主,要求为了平息俄国的怒气,暂时忍辱负重,要以侵犯日本皇室的同等罪名处以津田死刑；一方以大法院院长儿岛为代表的司法界,希望严格以日本法律为准,不进行特例审判。

最终的结果是儿岛利用自己的大法院院长的名义,说服了主审法官坚持以日本法律为准,没有特例审判。在日本司法审判史上,这件案子足以与美国的马歇尔诉麦迪逊案相媲美,本案开创了日本司法自主的先河,后者则是开创了司法审查的先例。但是,我们将其与接下来看到的“刺杀明治天皇”案件相对比的话,马上就可以戳穿这个司法自主的神话。在后一个刺杀天皇的案件中,与此相关的日本工人和共产党员被毫不留情地在预审中定以重罪,此时再也看不到所谓的司法自主,而更多类似于日本的“检法联合办公”了。

司法自主的神话是不能美化的,因为津田案和刺杀天皇案,虽然司法官的态度前后是截然相反的,但仔细追究都是和日本当时的民族主义思潮以及政治取向密切相关。例如必须维护的天皇至上的权威、大法院院长为了心中的理念,同样会破坏中立的原则达到自己的目的。

战争贫穷与法律

之所以说法律与政治、民情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并不是要从根本上否定司法的自主性。毕竟,日本司法自主的成就和法曹精神是世所共知的,尤其是在去政治化后,这一点越发凸显。这中间的一个过渡,就是从二战前后,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司法传统最终确立。正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政治和传统主义在司法领域逐渐退潮。

这里非常值得一提的就是极富勇气的翼赞判决(翼赞在日语里是辅助主子一臂之力的意思)。当时日本进入二战中期,东条英机内阁成立,动用军部军费造势让选民把选票投给“大政翼赞会”。后来,落选者针对此,发起了无效之诉。

这次,虽然在东条英机一再施压,但司法官还是顶住了压力,针对涉及翼赞的鹿儿岛第二选区选举结果无效的判决。作出此判决的吉田法官,随后获得了在日本司法史上与涉及津田案的儿岛法官齐名的称誉。这一点倒是名副其实的,与随后日本战败接受美国司法改造相衔接,日本才真正的走上司法自主的道路。

这种司法自主,同样可以用日本社会对共产主义的容忍度来检测。比如,日本近代司法史中的刺杀明治天皇案,就是一个视共产主义如洪水猛兽,破坏司法自主的案件。而发生在战后的“永山则夫案件”,日本司法界已经能从容的处理和秉公的判决了。

永山则夫是出生于日本贫穷家庭的青年,不仅在饥饿中成长,也受到身体的凌辱,在偶然的机会下潜入美军基地偷了一把手枪。后来,因先后杀了数人而被捕。入狱后,他开始疯狂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并扩展到马克思主义书籍,成为了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他坚决否认犯罪,认为自己的性格都是社会造成的,认为自己这辈子最悲哀的是没有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最不可思议的是,永山除了要求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出现在自己的辩护席上,还因为现实主义的写作成了名作家,赢得了一场爱情。

永山经常引用的话是“贫困杀死了人的社会感情,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关系。被所有人抛弃的人,对于让他处于这种境地的人也不会再抱有任何感情”。可惜,虽然信仰共产主义让他成了作家和赢得了爱情,但是他枪杀同样像他一样无辜的穷人,终究无法把罪责推给社会环境。最终,在日本司法理性化的程序中,永山被判处死刑,也在日本司法史上留下了著名的“永山原则”。

法律进入平庸时代

当一个社会走过转型和变迁的剧烈期,各种价值观的斗争也日趋平静,这时法律也必然会走入平庸的时代。日本社会大体是在上世纪80年代左右,逐渐进入稳定期,原先对司法构成压力的政治和传统价值都逐渐退去强力的色彩。在本书中,提及非常明显的有三个案件,一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案件、昌子弑父案、佐惠子案。

《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案,是日本战后司法界触及的重要的淫秽定性案件,这和当时日本民情的开放程度相关,毫无疑问在上世纪50年代,对这个案件舆论上是压倒性的反对。所以,这个案件在日本司法史上并非一个里程碑的案件,但是沿着这个线索,到1980年代,日本最高法院给出的判决已经逐步向“解禁色情论”靠拢了。直到1996年日本出版没有删减版的《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而且是在大名鼎鼎的讲谈社出版,其时已经无法激起任何涟漪了,因为人们的感性已经麻痹。

另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则是传统的父子、夫妻关系,其中的价值意涵更加淡薄。当然,涉及的案件都是比较凄惨、悲剧的那种。例如昌子弑父案,则是昌子从小就受到父亲的性侵,持续十几年,生了数个孩子,流产数次。最后昌子忍无可忍,把父亲杀死了。

日本明治维新前,其刑法体系,大体模仿中国刑律,杀死直系尊亲属是要判死刑的。虽然经过明治变法,但是对侵犯尊亲属的刑法规定,还是保留了不少。所以,尽管昌子父亲乱伦,她杀死了父亲,严格依照日本刑法,还是要判处死刑或者无期的。由此引发了日本刑法该条规定是否违反宪法的平等条款之争论。

最终在律师和社会舆论的影响下,日本司法官没有对昌子适用弑父的刑法条款。并且,在1995年的新刑法中删除了该条款。佐惠子案则是一起简单的民事案件,之所以被作者拎出来说事,是因为日本夫妻家庭关系,从有责离婚走向了情感破裂离婚,以至于日本被称为“最容易离婚”的国家之一。

如果我们把这些案件连贯起来看,或许值得称赞的并不是什么司法自主,而是司法如何有效地回应了社会的诉求。当我们有伟大事业值得奋斗时,体现在司法场域也是那种坚贞和价值斗争,当整个社会走向平庸和琐碎时,司法也没有什么值得书写的地方了。当然,这个时代或许更多的就诉诸个体的“小确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