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从日本中产阶级身上，我们可以反观些什么？）

奢侈品牌熟稔于心，子女教育不能输在起跑线、挤破头让孩子进著名幼儿园，职场上苦苦煎熬打拼……多年前，“哈佛中国先生”、《邓小平时代》作者傅高义在成名作《日本新中产阶级》中日本社会的诸多场景，正在中国大城市重演。《日本新中产阶级》首次在中国出版后，也受到中国读者追捧。出版方上海译文出版社介绍，首印2万册售空，目前正在加印8000册。

“令我非常惊讶的是，中国的出版社会对这部半个世纪前出版的有关日本家庭的著作发生兴趣。”在特意为中国读者写的序言中，傅高义说。他区分了中日社会家庭的相同与不同，并认为现在许多中国家庭已步入中产阶层的生活方式。在译者之一、南京大学社会学院院长周晓虹看来，《日本新中产阶级》在中国之所以受欢迎，不仅因为该书是深度解读日本社会快速变化之际的经典社会学著作，更是为当今中国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历史发展参照物。

“你完全是一个乡下人。你从来没有在另一种文化中生活过。”学术生涯之初，傅高义被老师、社会学家弗洛伦斯·克拉克洪批评后，意识到如果一个社会学家缺乏在不同文化生活的经历，就无法真正理解美国本国社会。于是，1958年至1960年，他和妻子来到东京市郊的M町展开田野研究，将研究目光聚焦在当时日本社会大量出现的工薪族和他们的家庭。

“二战”后，日本经济迅速发展，大批职员进入大型企业与政府机构并得到终身职位。他们的出现让日本社会在政府、经济、文化、家庭、社区等方面都发生了深刻变革。工薪族成为他人向往的“光明新生活”的代表;工薪族家庭与政府、社区的关系经历重塑，虽缺乏绝对的价值体系，但却有基本的共识;传统的家族理念式微，新观念影响了家庭内部的分工、权威和育儿。他们不仅是社会巨变中持续不辍的稳定力量，更建构了延续迄今的日本社会运作基本模式。傅高义将这一新兴群体命名为“新中产阶级”。

《日本新中产阶级》主体研究历时2年。在阐述新兴阶层崛起过程时，也细致展示了他们的日常生活场景：全时照料家庭与孩子的“职业主妇”，养家但缺席的父亲、“悲剧”般的婆媳、亲戚关系，年轻人恋爱的苦恼，举全家之力、经过“地狱”般的高考才能帮助孩子上名牌大学……

《日本新中产阶级》是傅高义日本研究的奠基之作。此后，傅高义夫妇持续与研究对象保持跟踪随访，整个研究前后跨越30年，研究的最新成果在再版中予以及时补充。同日本新中产阶级一样，近年来，各种“中产”话题在中国持续升温，在大城市，白领阶层也在成为新的中坚力量。因此，中国读者很容易在傅高义的《日本新中产阶级》中不时读出“时空错置”的感觉。

周晓虹解释，“中产阶级”、“新中产阶级”的提法最早出现在德国。所谓老中产阶级指的是小业主、小商业主、小广场主、小农场主。新中产阶级是“二战”结束后，由于白领阶层和后工业社会出现，随着越来越多国家和社会组织的管理者的出现而形成的。中产阶级的界定包含四个维度，除了公认的收入、教育、职业之外，还应该有认同。

作为舶来词，“中产阶级”在中国还有很多种提法，中等收入群、中产阶级、中间阶层、中产阶层等。按照2016年瑞信研究报告的划分标准，拥有5万至50万美元(约32.75万～327.53万元人民币)财富的成年人属于中产阶层。中国中产阶层达1.09亿人，占全国成年人口的11%，位居世界第一。不过，研究报告公布后在互联网上反响强烈，不少网友表示自己“被中产”，“伪中产”也是频频出现的另一种自我调侃。

周晓虹说，“中产阶级”在中国社会的认同之所以会比较难，与“middle class”一词翻译成“中产阶级”有关。该翻译最早可以追溯到1920年，“我个人觉得中国人对‘中产阶级’的讨论会一下子想到自己有多少财产，就和‘middle class’这个词翻译后强调‘中产’是有关系的。”

日本新中产阶层出现在日本社会新旧交替之际。傅高义认为他们在从传统向现代的变迁中起到了“转递”作用。“它(中产阶级)一方面很好地消化了西方的这套东西，另外一方面又在自己成长过程中保留了日本文化的精髓。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希望中国未来的中产阶层的成长，也能做到把西方的传统对接进中国古老的文明中间。”

《日本新中产阶级》

傅高义 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2017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