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神国”与“妖怪列岛” ——日本庶民精神世界的底层）

现代化的进程同时意味着人们世界观的转变。对此有着直接观察与体验的十九世纪及二十世纪初的那些伟大学者，将其表述为诸神隐退、世俗功利生活占据主导地位的“世俗化”过程。问题在于，诸神隐退后究竟留下了怎样的世界，诸神又去了哪里？

李永晶

《妖怪谈义》

[日]柳田国男著

贾胜航译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4年3月第一版

236页，28.00元

与异界事物共生

日本列岛每年到了8月盛夏，风物就为之一变：不拘都市乡村，各地纷纷举行的各种“祭”（即“祭典”、“祭祀”、“庙会”等）无疑是最惹人注目的风景。在这些祝祭仪式中，由人们抬着行进的神舆和彩车，装饰通常古典而华丽；舆车上载有神祇或妖怪的偶像，在猎猎旌幡、幽幽舞乐中，时刻向人们提示它们通往另外一个世界的能力。这些仪式色彩浓烈、富有公共意味的活动，尤以“盂兰盆祭”（即阴历七月十五日的“盂兰盆会”，阳历为8月13-16日）最为悠久隆重。形形色色的“祭”，主旨或为祭祀先祖，或为祷告神灵，或为祓禊去灾，不一而足。

这是祭祀灵魂和鬼怪等异界事物的季节。值得一提的是，对异界事物的兴趣与敬畏本就是普通民众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比如，每年8月中旬的“盂兰盆祭”，除了载歌载舞的仪式欢快的一面，还有着庄重肃穆的一面：这是先祖灵魂返乡的时日，祭祀祖灵成为他们一年中最为重视的活动。那么，日本民众对异界事物的“热衷”，意味着什么？

其实，如果去掉“神国日本”的特殊政治含义，这个说法倒是准确表达了日本社会的另一面相：举凡风雨雷电、飞禽走兽、草木山川等，列岛往昔的居民都视其有神灵或魔力（参见谷川健一的《日本的众神》，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随着近年来人们对日本的志怪书物，如鸟山石燕的妖怪绘画、小泉八云的“怪谈奇谭”、京极夏彦的妖怪小说的兴趣日增，日本多达数百种的妖物逐渐为读者所熟悉，日本“妖怪之国”的形象陡然出现。

与异界事物共生，或可概括这种现象。当然，敬鬼神但不远之，其实是当代多数社会的常见现象，日本是其中佼佼者。现代日本都市和乡村中几乎随处可见的神社、寺院、墓地与民居的杂居风景，时刻昭示着除了人的理性世界之外，日本列岛还平行存在着不可思议的空间，诸如神祇的“神界”、灵魂的“冥界”与妖怪的“魔界”。

正是对这一普通民众复合生活世界的直觉，日本民俗学的伟大奠基者柳田国男（1875-1962）在其著述中，给人们提供了理解日本社会的另外一种视角。从早期记载怪力乱神的作品《远野物语》（1910年）到晚年的《妖怪谈义》（1956年），柳田以强韧的方式展示并试图维持的，正是这一复合生活空间所蕴含的富有意义的生活的可能。

民俗的精神世界

显然，有人会对异界事物不屑一顾，或者认为问题琐碎而无足轻重。柳田并未就此争辩，而是通过记述民间口口相传的奇幻故事，要“弄清人类的恐惧与信仰之间的关系”，让人们“多一个角度审视国民性”。这种一般的说法在读者看来或许显得笼统而平淡，但这不是问题的所在。柳田指出了一个现象：“一部分对妖怪持中立态度的人，虽不相信妖怪的存在，可偶然发生于其身边的蹊跷之事，却能让他们转变自己最初的观念。”（《妖怪谈义》，208页）当不可思议的现象发生时，普通人倾向于求助超自然的事物、诸如神灵鬼怪来解释。这个问题并不像一些人想象的那样，可以简单地以“封建迷信”打发掉。

关于异界事物，在《妖怪谈义》中柳田使用了“妖魅”、“魔物”、“鬼族”、“幽灵”、“亡灵”、“妖物”等说法。不过，在普通人的观念中，这些事物可能出现的场所，与人们生活的距离并不一致，带来的困惑亦不尽相同。比如，时至今日，为何“幽灵”仍然是影视文学的热衷题材，人们为何对“幽灵”与“妖怪”的信仰程度有显然的不同？柳田对两者的区别做了说明。

首先，妖怪几乎只出现于固定的场所。因此，人若能对那些地方避而不入，可能一生都遇不到它们；相反，幽灵虽无足，“却能一点一点地向你逼近，被它盯上的话，即便逃到天涯海角都会被追上”。再进一步说，“与其说妖怪不会选择对象，不如说它们喜欢和普罗大众打交道，与此相反，幽灵则会将 我找的就是你 这样的意念传达给认定的对象，所以只要我们没做亏心事，就不怕鬼敲门”。此外，出没的时间也是幽灵和妖怪的一个重要区别：“幽灵一般会在丑时三刻这样阴气最盛之时出现”，而与此不同的是，妖怪能在任何时刻现身，“但貌似最适合它们出现的时刻还是黄昏和黎明，因为妖怪们总是想让人类见到自己后受到惊吓”（10页）。在这里，柳田展示了一种思议神秘的异界事物的方式。

在自称叙述“现在的事实”的《远野物语》中，一则故事将这种非自然事物可能与人们生活的关联勾画了出来。该书的第十八则叙述道：

土渊村的老住户孙左卫门家，据说有两个女孩身形的镇宅童子居住。某日，同村一男子从城里返回村子的路上，遇到两位长相可爱的陌生女孩，神情似若有所思。男子问她们从何处而来又到哪里去。答曰：从孙左卫门家来，到某村某家去。她们所说的人家，位于稍远的村落，至今仍为富裕的大户。听了此言，男子当即想：孙左卫门家好日子到头了。果然，不久之后，他家主仆二十多人因蘑菇中毒，几乎一天内死绝。

单单看上述故事，这似乎意味着居住于屋内的神灵有着让人富贵或衰败的法力。意味深长的是，这则故事并未完结：

据说，孙左卫门家的梨树下某日长出许多罕见的蘑菇。家里的男人们为蘑菇是否能吃而争吵起来。一个男仆说：无论什么蘑菇只要放到水桶中用麻秆反复搅拌后再吃，就不会中毒。主仆吃了蘑菇后，皆中毒而亡。意外发生之后，远亲近邻以种种理由，将其家产洗劫一空。在此大难之前，据说还有各种先兆：男丁们在用三齿钯拾掇平日囤积的草料时，出现一条大蛇。主人劝不可杀生，但众人未听，将蛇打死。随后，草料堆下面的蛇洞中又有无数的蛇爬出，众男丁乘兴将蛇悉数杀死，掩埋到了屋外，做成蛇冢。

不拘真假，如果说上述故事让人们若有所思，那么，借此观察“普通人信仰的变化”这一柳田设定的民俗学课题，就获得了真实性。柳田并未对这些材料进行所谓的“科学分析”，而是止步于对普通民众的各种奇异听闻、感受与体验的记述。不过，书名《妖怪谈义》中的“谈义”二字，有着“说明道理”、“解释经典含义”、“说法”、“说教”诸种含义。这些统称为“怪谈”的故事，表明了普通民众在生活中的真实恐惧与敬畏之感，并不需要刻意分析。因此，“怪谈”所涉及的故事或事件真实与否并不是主要问题；它们是一种被共有的社会事实——恐惧与信仰是一种独立的真实，又怎能依赖其他事物加以确证？

众所周知，现代化的进程同时意味着人们世界观的转变。对此有着直接观察与体验的十九世纪及二十世纪初的那些伟大学者，将其表述为诸神隐退、世俗功利生活占据主导地位的“世俗化”过程。问题在于，诸神隐退后究竟留下了怎样的世界？诸神又去了哪里？

这里介绍一种思考。面对“圣光已经熄灭，奇迹已经消失，上帝已经死去”的世界，瑞士精神分析学家荣格（1875-1961）给出了一种替代性回答：异界事物乃是一种心理学事实。他写道：“那在你身上行使着巨大力量的东西是一个心理上的事实，它在那里发挥着神一般的作用，因此这总是具有强大力量的心理因素才被称之为 上帝 。只要一个神不再是一种强有力的心理要素，他的意义也就消减得仅仅是一个空洞的名称而已。他的内涵已经死去，他的力量已经消逝……此时，一个新的奇迹已经开始：上帝变成了人。”（荣格：《精神分析与灵魂治疗》，82页）上帝变成了人之后，问题并未得到解决。人们面临的古老困境依然如故：如何教化、净化自己的灵魂？

柳田似乎意识到了同样的问题。在谈及著名的妖怪“天狗”时，他意外提到：“查看日本中世的历史会发现，在那个南都北岭的僧侣大多数都是京师人的子弟的时代，僧侣的品行操守都很高尚，但后来武家子弟进入了佛法界，那些人即便做了和尚或高僧也难改变本性中的暴戾。到了德川时代，普通百姓之子出家之后又变得老实许多。这个道理同样适用于魔界。武家时代的天狗似乎也带有一股武士的风气。”（195-196页）现世权力无助于人们心灵的安宁与自由，更多的时候是扮演了扰乱、破坏的角色。这或许有柳田对近代日本国家的反思：当国家开始管理人们的灵魂时，如同靖国神社一般，结果只能是灾难。

死者的支配：终极意义之源

社会由传统向现代的变迁过程中，个体的成立无疑是一种巨变。这个过程是否必然伴随着意义的丧失与虚无主义的流行？许多人热衷于辩论这个具有时代性的大问题。其实，这个问题需要在具体的社会中加以回答；浅薄的议论固然不值一提，深刻的理论也往往不得要领。

柳田在另一名著《明治大正史 世相篇》第九章中，引述了一则报道：腊月中旬某日的大街上，一位九十五岁的老人在冷雨中独行，伞也未打。警察注意到他可能是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对他特别照顾，随后在他背后的包裹中，发现了四十五枚刻有其先祖名字的牌位。无需说，这一故事会对读者的心理造成特定的冲击。至于冲击究竟为何，则依赖于人们的意义体系。柳田评论道：“我们的父辈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不知不觉地就抱着如果自己死后不能得到子孙们的祭祀，就是死后得不到幸福的这种观念。为了自己死后的安宁，希望家族长盛不衰的心比任何东西都重要。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得到子孙们的祭祀是一个家族默许的约定，然而从理所应当得到子孙们的祭祀这方面来考虑，不能得偿所愿的祖先们的灵魂注定是孤独的。”（中译本，197页）

柳田的上述说法包含了很多日本普通民众不言自明的观念与信息：“先祖”、“亡灵”、“佛祖”等构成了终极的意义解释体系：“虽然佛陀教导我们说立地成佛是人的最终诉求，但说到我们家里的佛祖不过就是既不发火也不抱怨的亡灵而已。在每年盂兰盆节会从彼方回来，依然留恋着红尘往事，就那么一直照看这家里的人。”新闻报道中的那位老人虽然无家可归，但这并不影响他自身灵魂的安宁。在这里，柳田无意间提及了中国的“祭祖”一词。不过，因意义体系不同，两国民众的“祭祖”从外在仪式到内在精神都有很大的差别。

兹举一例。在撰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的《话说先祖》一书中，柳田特别提到日本有“成为先祖”的说法。比如，面对一名体格健壮、目光明澈的少年男子，如果他并非法定家业继承人，周围的人就会如此激励他：“请努力学习，将来成为先祖！”言者和听者都不会觉得有什么不祥（《柳田国男全集》卷十三，筑摩书房，19页）。柳田接着讲了一个故事：东京都南多摩地区居住的一位叫陆川的老人是成功的木材经销商；等公共汽车时与他闲聊，此人一再重复“自己想要成为先祖”这句话。陆川有六个儿子，均已成家立业，因而他说自己要成为这六家的先祖。柳田对此心有戚戚，认为陆川的想法流露着古风，很是稳健。

英国社会学家斯宾塞（1820-1903）曾指出，法律不论其成文与否，均表现为死者对生者的统治。除了法律之外，这种“死者的支配”还以多种社会形式表达出来。因此，柳田提及的现象若只是停留在“祖先崇拜”这一术语上，人们就不容易理解现代社会中事关个体自我认同与安身立命的各种问题。这涉及现代人对整个异界事物的理解。

现代人的心性及其困境

顺便一提，日本“妖怪之国”的面相，一个世纪前就为中国读者所认识。开近代日本妖怪研究之先河、有“妖怪博士”戏称的哲学家井上圆了（1858-1919）早在1890年就出版了《妖怪学讲义录》一书。与文明开化的氛围一致，他依据当时的自然科学知识，全面否定了幽灵妖怪的存在。1906年，中国翻译、连载并出版了该书的总论；据说，到1922年已印行了八版。当时启蒙知识分子的努力，最终在约半个世纪后“破除封建迷信”、“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过程中完成。

世事变幻，沧海桑田。观察此间社会与人生的样态，人们对此中得失自然不会无动于衷。前文介绍过的荣格，尚有如下说法：“宗教体验是绝对的，它不能拿来争辩……无论这个世界会怎么看待宗教的体验，那拥有这体验的人就像拥有了巨大的财富，对于他，这体验已经成为人生、意义和美的不竭之源，它给了这个世界，给了整个人类一份新的辉煌。他得到了他渴望得到的宁静。你能根据什么标准说这种生活是不合法的生活呢？……除了那能够帮助你生活的真理，这个世界上难道还有更好的终极真理吗？”在不绝如缕的喧嚣声中，不知几人会由此沉默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