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世界自杀率高的国家，如日本，都是小学教育非常严格的国家。这些人很早就对人生有个计划性的东西，一辈子就朝着这个目标走，如果走不通，就难免有一种失落甚至绝望感，扛不住就会一死了……日本没有心理医生，也没有毒品，人们绝望的时候得不到慰藉，就容易想到自杀。”近日，著名学者熊培云在其新书《西风东土》中谈到了中日观察，其中偶与友人聊天提及日本自杀率高的问题。

相比较而言，中国人赋予人生意义的能力比日本人要更丰富多元一些。中国人总在寻找逃难的去处。而日本人有比较强的社会压力，如果觉得生活毫无美感，自己不如意，会觉得不如死了算了。以下为相关内容摘录：

作者熊培云资料图（来源于网络）

婉拒NHK的采访

立人图书馆关闭了，我为此发了条微博。

中午接到邮件，高口康太说NHK的高桥英辅要采访我，先来打个前站。他们已经在东大门口等了我半小时。由于我没带东京的手机，所以没能接到他们的电话。二十分钟后，我们在学校里的意大利面馆坐下来。

高桥英辅说NHK准备做一期关于中国言论自由的节目，打算请变态辣椒和我出镜。我说中国言论自由是什么情况大家都很清楚，如果采访我，我希望能够比较完整地表达我的观点，而不是你们做一个专题，只是把我的几句话当作论据，插播在里面，以此来诠释你们已经定下来的立场或结论。

这等于是婉拒了NHK的采访。最近几年，我越来越想在人性的思考方面走得更深一点，而且我的写作也不只有政治表达，如果哪天我完全不能谈论政治了，我希望能将更多的精力投入文学和哲学。我富有热情且持之以恒关注的东西是人的命运，而不是政治本身。在因果链中，政治只是诸因中的一种，这世界上还有比它更丰富的东西。

我不愿意接受可能被断章取义的采访，背后还有一个审美上的原因，即我不太认同NHK新会长籾井胜人，对他声称NHK要跟着日本政府走很反感。我想现在的NHK已经不是拍《激流中国》时的NHK了吧。

我没有隐晦自己对籾井胜人的不认同，原本担心这会让高桥英辅有些扫兴，没想到他说得更直接——“NHK的每一届会长都是混蛋，我们不要介意这个新的混蛋。”

借着这个机会，我问高桥英辅NHK当时为什么没有报道新宿自焚案。他说，两个月前荷兰莱顿大学的一位朋友也问过他相同的问题。对此，他作了两点解释：“一是根据WHO（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媒体要尽量少报道自杀性事件；二是日本是个言论自由的国家，自焚之外有很多种表达方式，我们不赞同他这样做。”

我说第一个观点我赞同，第二个则有些牵强附会。NHK报道ISIS的恐怖活动，恐怕也不是表示对ISIS的支持吧。

人们绝望的时候得不到慰藉，就容易想到自杀

对我问的日本为什么自杀率高这个问题，没想到高桥英辅谈起了自己的家事。“我的妹妹不久前自杀了，幸亏抢救及时，现在人还躺在医院里。日本没有心理医生，也没有毒品，人们绝望的时候得不到慰藉，就容易想到自杀。”

紧接着，高桥英辅谈到一个很有意思的观点，世界自杀率高的国家，如日本，都是小学教育非常严格的国家。这些人很早就对人生有个计划性的东西，一辈子就朝着这个目标走，如果走不通，就难免有一种失落甚至绝望感，扛不住就会一死了之。

我曾经看过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各国自杀率排名表，不知道排名前两位的立陶宛和韩国是不是高桥英辅所说的这种情况。不过他谈到的和我有关人生意义一书中的某些观点有点相似。人与其他动物的最大区别在于人是意义动物，我们每天都在生产、交换和储存意义。一个人活不下去了，本质上说是赋予意义的能力出了问题。而一个人的生命维度越少，赋予意义的能力就越弱。比如说，如果你只为另一个人活着，当那个人背叛了你，你就有可能陷入绝望。同样，如果你是公务员，你所有的努力只为当上局长，而最后失败了，你也有可能陷入绝望。而这种绝望其实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因为你的人生只有一个目标、一种维度。而如果你有其他维度，一条路走死了，可以走另一条路。

虽然在世界自杀率排行榜上中国（十万分之22.23，第九位）差不多仅次于日本（十万分之23.8，第七位），但我认为中国人赋予人生意义的能力比日本人要更丰富多元一些。中国人总在寻找逃难的去处，好死不如赖活着。而日本人有比较强的社会压力，如果觉得生活毫无美感，自己不如意，别人也看不起，很多人就会觉得不如死了算了。当然，在求生的意志与求美的意志之间，不必非要判断出孰高孰低，本质上都是个人对自己人生意义的求取。

人世间，只有两样东西是真实的：一是粮食，二是意义。没有粮食，所有人都会饿死；没有意义，一切文明都会轰然坍塌。

日本底层的年轻人更倾向于“右翼”？

和高桥英辅聊了一个多小时，由于急着回去做有关苏格兰公投的节目，他先告辞了。我和高口康太换了个地方继续聊。几年前，我和高口在东京偶然认识，当时还一起去泡过温泉，印象最深的是他有个天津女友。

“我已经和她结婚了。我上学时做的论文是有关义和团的，所以就到了天津，然后我们就认识了。那时候她教我中文，不过我觉得我现在的中文明显退步了。我和我老婆平时主要说日语，中文只在吵架时才用，因为中文里骂人的话多！”

高口的老家在大阪的一个农村，他曾经在南开大学学过两年汉语，并在历史系选修过几门课程，和我也算是系友了。高口说自己现在除了做翻译，还做自由撰稿人，给《文春周刊》等杂志写稿。

我说这是右翼杂志吧，他说不是右翼杂志，是极右翼杂志！我说你给极右翼杂志做事，夫人会骂你吧。他说是啊。

我问高口是不是现在日本底层的年轻人更倾向于右翼。他说以前他也是这样想的，但是后来《文春周刊》做过一次调查，发现它的读者主要是五六十岁以上的人。

我说如果只是以《文春周刊》的读者来做抽样，并不能说明整个年轻人的政治倾向。因为政治右倾并不代表一定会读《文春周刊》，而且很有可能现在的年轻人已经抛弃了阅读纸质杂志的习惯。

高口自己做了个kinbricks.com的网站，我问他是不是金砖国的意思。他很惊讶：“你是第一个猜出网站意思的人。这个网站平时能赚点广告费，每个月有10万日元，足够我维护了。”

聊天快结束的时候，高口说起几年前和我们一起泡过温泉的野口东秀，这个人我已经完全没有印象了，只记得他以前好像是《产经新闻》的记者。

“他已经从政啦！参加了维新会，不过上次落选了。他有时会邀请我参加维新会的Party，为了筹款，一次一两万元，不过我没有去。”

高口给我的印象，无论是外表还是精神都很像BUSINESS出版社的编辑大森勇辉。有时候我甚至会把他们的面孔模糊起来。他们都是我见到的另一种“小日本”，为生活所迫，会做一些自己并不认同的事情，至少当着我的面时他们是这样说的。

林少阳从中国回来了，晚上和他一起在法国餐厅吃饭。他向我称赞了一起去中国的日本同事，因为这位同事主动提出要去看日本人在旅顺修的监狱，同时嘲笑了他一直不喜欢的“华裔右翼”石平，“日本人有很多种呢，他为什么要选择做最坏的日本人？”

十几年前，我曾经去过阴森恐怖的旅顺监狱。比旅顺监狱更残酷的是旅顺大屠杀。在那次大屠杀中，能够幸免于难的中国人，全市只剩下36位埋尸者（也有说最后核实生还了800多人）。 （编辑：陈菲）

《西风东土：两个世界的挫折》，熊培云 著，新星出版社，2016年3月

图书简介：

行万里路，写一卷书。熊培云以记者的敏锐和学者的深度，详细记录了旅日期间的所见与所思。本书不仅梳理了日本自明治以来的思想流变，同时深入探讨了当今日本的社会结构与社会问题。有关“日本是中国之药”的结论，注定这不只是一本日本之书，更是一本中国之书。

日本是中国的一味药。至于药性如何，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国对日本的态度。如果认真学习日本的社会建设，日本将是一味良药，可以医治中国“弱社会”与“强个人”的病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