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雨霏

国家实际上是一种介于神与人之间的存在，宗教信徒们可通过修行与悟道，直接与神灵或教祖相通；而众凡夫俗子则应以献身国家作为媒介，来达到与神灵的融会。

1943年5月19日，京都帝国大学哲学系教授、海德格尔之弟子田边元（1885年至1962年）面对着即将上前线的学生兵，发表了一篇题为《死生》的演说。他指出，国家实际上是一种介于神与人之间的存在，宗教信徒们可通过修行与悟道，直接与神灵或教祖相通；而众凡夫俗子则应以献身国家作为媒介，来达到与神灵的融会。

战后，田边元因怀抱将日本引入歧途的负罪感而隐居轻井泽。他在“二战”时期的言论，与和 哲郎的尊皇思想研究、三木清的东亚协同体论一道，被贴上了大东亚共荣圈礼赞的标签。后世对田边元思想的评价与审视并不多，且基本限于批判田边元的理论美化了日本在“二战”时期的全体主义意识形态。

直到1997年，康奈尔大学的教授酒井直树在《思想》杂志刊载的《作为日本人》一文中，从帝国的扩张与对周边民族统合的语境中重新考察了田边元的言语行为，通过剖析其言论中潜藏的对边缘民族的归属诱惑，从而打破了日本“单一民族国家”的神话。

酒井指出，要揭示田边元发表《死生》这样露骨的战争动员讲话时，究竟是出于何种目的，必须首先理解这一讲话所处的历史空间—总力战体制下的帝国大学。与战后横行于世的“单民族国家日本”这一主叙事所呈现出的假象不同，在20世纪上半叶，也就是帝国时代的日本，除了本岛人以外，来自帝国的周边区域，如中国台湾、朝鲜半岛、冲绳等地的人们广泛地分布在日本社会中。尤其是当时的帝国大学，其所扮演的角色类似于大英帝国的剑桥、牛津，除了吸引本土各地的青年才俊之外，也云集了来自殖民和周边地区的外族精英。如果考虑到这一点，我们不难发现田边元与其他皇国论的鼓吹者之间的微妙差异。

和 哲郎在鼓吹尊皇思想时，简单地将大和民族与皇道、日本帝国画上了等号。而不论是在号召年轻学生为国捐躯，还是此前写下一系列关于“种的理论”的论文时，田边元的预期听众不仅仅是传统意义上的“日本人”，也明显覆盖了来自帝国周边殖民地的少数族裔。

“种的理论”早在战争爆发之前就已初具雏形，在这一系列论述中，田边元以否定的哲学作为基本论述手法，建立起一套关于个体与共同体之间关系的理论框架。如何能确定一个个体是否属于某一共同体呢？田边元认为，人种学上的相似特性、共通的习惯、类似的嗜好、同样的语言，这些元素与归属问题关系不大。在归属关系建立的过程中，首先，个体必须具备选择的自由；其次，归属关系建立的过程，并不是个体被动地由共同体接纳的过程，而是个体将否定性带入共同体的过程。所以，个体只有从一定的理想和准则出发，通过否定和改造社会，才使自己归属于共同体。

可想而知，对于生活在日本的少数族裔、社会边缘人、弱势群体来说，他们在日常生活里已饱受主流社会中，包括种族歧视、阶级差别在内的各种不平等待遇，田边元“种的理论”所带有的普遍主义色彩，无疑对他们来说具有致命的诱惑力。因为这种从否定出发的修辞方式，并非是通过机械的达尔文主义和种族论，将个体与共同体的归属关系看做是命定的，而是通过强调个体拥有选择的自由，来达到蛊惑少数族裔、出生于殖民地的人们为了变成优秀的“皇民”而投身于帝国的扩张战争。

这种“反民族主义的国民主义”在“二战”时期日本知识分子的言论中屡见不鲜。值得注意的是，直到上世纪90年代，关于日本“二战”时期思想的研究才逐渐开始关注帝国日本的民族、语言多元化这一历史现实。

身处于美国学界的酒井认为，从美国的视角出发，将日本看做单一民族社会、强调日本文化的永恒不变性与特殊性，有助于将均质、保守的传统日本社会作为反衬，确认美国这一多民族社会的现代性。酒井对美国日本研究的这一概括当然是不言自明的常识，但他的目的不仅在于批判美国将日本客体化。

如果我们将酒井置于他所身处的、而不是田边元所身处的历史空间，我们很容易发现，他对日本“单一民族国家”神话的挑战，正是在敦促日本在思想和文化领域破除语言和精神世界的局限，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