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大都市里看不见“农民工”的身影。1955年到1975年，日本平均每年有72.5万“农民工”进入城市，转入非农产业部门工作。与中国今天的情形类似的是，日本当初的“农民工”也面临着从工资到保险与城市工待遇不平等的问题。但日本用2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农民工”的转型（3月15日《报刊文摘》）。

　　首先，日本没有户口本，只有所谓的“誊本”。一个人准备长期出行到外地的时候，只要把自己的“誊本”从当地政府登记迁出，再于14天之内到所到之地政府登记即可。反观我们，“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之间泾渭分明，农民到城市打工，每年还得办理“暂住证”、“计生证”等一大堆证件，严重阻碍了农民工融入城市。

　　其次，日本城市的住房制度也让“农民工”安定下来。在日本的城市里面，有公营住宅、住房公团等对中低收入家庭居住进行保障住房的制度。住宅中有的当初就是为了接受“农民工”而兴建的。而我们的城市廉租房政策还很不完善，许多农民工只能蜗居在狭窄、拥挤的工厂集体宿舍，即使两夫妻同在一个企业工作，通常也只能过着牛郎织女般的尴尬生活。

　　第三，日本采取的是全民保险制度，进城的“农民工”都要加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事故保险、雇用保险等。这看起来是增加企业的负担，实际上确保了企业的劳动力来源．让企业不至于出现“劳工荒”。而我们的社保缴费比例偏高，可享的福利却偏低，不少企业和农民工因此不愿意交保。

　　第四，日本政府严格要求企业对劳工的雇用保障，采用近乎“终身雇用制”的方式，确保农民进城后不会因失业而陷入困境。这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农民在失地后再失业的后果，避免了城市流民阶层的出现。再看看我们的用工环境，一些地方政府为了所谓的“亲商”，往往故意偏袒资方，致使一些保护劳工的政策常常流于形式。农民工受到企业不公正对待，也常常求诉无门，部分人只好转而采取过激行为维权。

　　第五，日本实施九年义务制教育，学龄儿童转迁之后，必须在3天之内到当地教育委员会报到，由其安排入学。他们不存在借读和赞助入学问题，更不存在要回到当地参加高考的问题。而我们的农民工子女，要么选择独守家园在原籍读书，要么选择在教学质量较差的“农民工子弟”学校就学，但学费仍然较高，且中考、高考必须回原籍考试。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我们每年也有大量的农民工涌入城市。为什么20年过去，日本能够成功完成“农民工”转型，而我们却问题较多？也许由于具体国情不同，日本的经验我们不能照搬，但分析其中的转型过程，其中的一些制度颇能给予我们一些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