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美]约翰·W.道尔

哈佛大学博士学位，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历史学教授，美国艺术科学院院±，美国历史学会委员。主要研究领域是近现代日本史和美日关系，是相关领域最重要的学者之一。他的研究著作多次获包括普立策奖和美国国家图书奖在内的重要学术奖项。他的《拥抱战败》获普利策奖。

20世纪40年代初权威专家们对日本人进行了相关的人格剖析，在学术层面上，借鉴人类学、心理学、精神病学方法论与词汇的跨学科“文化与人格”研究，这对了解敌人的行为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战争期间，“应用”行为科学与社会科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政府支持和公众关注，这为学术界提供了一个令人振奋的理论，人们希望建立起真正的“科学的人文主义”或“人文主义的科学”。

在战争期间，美国的国民性格研究涉及日本、德国、缅甸、暹罗与罗马尼亚，不过，现在看来，美国有关日本国民性格的研究通常被认为是最有趣的一项研究。

“人类心理一致性”是国民性研究方法的一项根本前提—按照玛格丽特·米德后来的解释，这种研究方法假定“所有人类都具有一种共同的基本人性”，它反映了反种族主义者法兰兹·鲍亚士（Franz Boas）的思想影响。米德、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等许多著名学者都是这位极有影响力的大师的弟子。

整个19世纪，生物决定论或“科学种族主义”在欧洲、美国的人类学研究中占据主流地位，鲍亚士在批判这一学说方面起到了领导作用。

1.

专家们试图对日本国民性进行一种更均衡、更实证性的分析，他们一直很清楚，对日本人带有偏见的认识，这其实是属于美国人和英语国家普遍存在的种族主义问题的一部分。

他们一贯认为种族并不是行为的决定性因素，相反，综合的文化模式、潜意识的情感与假设逻辑，还有“文化适应”的过程，这些才是理解一个共同的社会环境下所有参与民众的关键。

文化从历史中继承而来，但每一代人都需要学习文化。文化还可以通过无数方式进行改变，包括微小的调整和巨大的变革。

将这种研究方法应用于日本敌人后，研究者们获得了意义重大而又引发争议的深刻见解。一方面，研究结果强调了日本文化的完整性，这体现在那些常常看似无法言传、任意的行为模式，实际上却具有严密的结构。

但在另一方面，日本也呈现为一个背负着沉重精神负担的社会，无论是个人还是在社会层面，都充满着萎靡不振的焦虑情绪—日本的宣传资料夸耀日本人不可屈服而且具有整体上惊人统一的 “和谐”，这也是西方观察者从表面上经常看到的景象，但这些显然与上述研究发现不相符。

看上去相互矛盾的行为，如极端礼貌和极端凶残，这就像一枚铸币的两面同时出现在日本文化之中。同样地，日本对其他国家的侵略，以及日本军队的残暴与狂热行为，都被视为由于受到国内压力的限制与控制而导致的可预见结果（而不是由于精神生物学的遗传因素）。

然而，没有理由假定日本与其他社会、其他国家不同，认为它缺乏进行变革、甚至是骤变或剧变的能力。

2.

日本人一向古怪并与其他人格格不入，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发育不良。

事实上，从诸多的理论和细节中，有三组简单的词汇脱颖而出，成为定义日本国民性的核心概念。第一组词汇通常与原始人、部落民族有关；第二组词汇涉及幼稚和不成熟的特征，延伸到青少年犯罪和帮派行为；第三组词汇则借鉴诊断精神、情绪疾病时使用的临床医学词汇。

在有些学者看来，日本人是穿上衣服的原始人，或者如战时宣传所言，日本人是穿着现代服装的“野人”，因为他们仍然遵循部落模式，无论他们在读写能力、技术和外在装备上已取得了多少进步。

人类学家们较为普遍的观点是，日本人的儿童教育方式中存在着长期的创伤与不安全感；在这样的基础上，弗洛伊德的追随者们又提出一种更引人注目的理论，认为日本人在婴儿（肛门和生殖器）发展时期形成了集体性的精神障碍。

根据这一理论，日本人对外侵略可以被解释为阴茎嫉妒论或阉割情结，这取决于外部敌人被视为强大还是弱小、是男性还是女性。

从表面上看，将日本人视为幼儿的观点有一项简单的解释：对西方人来说，东方的成年人通常看上去比他们的实际年龄更年轻。日本兵的平均身高只有5英尺3英寸，比他们的英美敌人要矮一大截。因此，“小男人”这个词还包含有一种直白的、体格上的含义。

此外，日本兵的毛发也要比他们的白种人对手稀疏。在战争刚开始的几周，由于日本兵矮小的身材和胡须相对稀少的脸颊，竟然引起了一个谣言，谣传说进攻东南亚的日本军队，大多数是由没有经验和缺乏训练的少年组成。

幼稚是原始主义的一个同源词，即使它的含义更温和，因为与原始人进化为彻底文明开化的人相比，幼儿成长为一名成年人更有确定性。

此外，英国社会人类学家杰弗里·戈尔的理论也迅速得到有影响力的媒体追捧，他最初标题是《日本文化主题》（Themes in Japanese Culture）的学术论文，经《时代》杂志概括后，以《为什么日本人会成为日本鬼子？》（Why Are Japs Japs）的题目发表。

戈尔从分析一开始就提出他观察到的现象：从表面上看，日本似乎是“人类全部历史中最矛盾的文化群落”，战争期间日本男性残酷并会时常表现出的虐待狂倾向，他将这种行为直接与“日本人特有的伦理”联系起来，其中最明显的表现就是日本人对仪式、整洁的极端重视。

在当代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的病例中，那些过度沉迷于仪式、清洁和秩序的人，都通常被认为具有“强迫性精神病”症状。从统计数据看，这种行为在日本并非罕见，相反是很普遍的现象，因此，戈尔更愿意将日本人的性格描述为简单的强制性，或者强迫性倾向。无论为日本人的性格贴上哪一种标签，他们的残暴行为（或伦理和国民性）都令人讨厌。

“这个国家浅薄、傲慢且自负，但实际上充满了自卑感和不安全感。”有人说。控制全世界的欲望”在个人层面上是压倒一切的，而在日本人集体心理层面则是一场灾难，因为日本人最终在这种心理的驱使下试图征服全世界。

“由于日本人从小到大的养育方式，还有他们成长的社会环境，除非他们能够理解并尽可能控制整个环境，否则，没有任何一个日本人会感觉到安全和安心。”

这就解释了以下事实：为什么封建时代的德川家族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期里，试图通过闭关锁国政策“控制”未知世界；而一旦日本向外面的世界开放后，他们就会疯狂地试图理解和掌握西方的学问；日本政府对日本社会的镇压和控制；日本在过去80年中“几乎连续不断的侵略战争史”，以及在当前征服世界的企图。

“日本人永远都不会感到安全，”戈尔得出结论，“除非，正如某些夸夸其谈的日本军方发言人所主张的那样，除非由日本天皇统治整个地球。”

3.

种族和文化自豪感的强烈表达，也至少部分可以用童年创伤所导致的不安全感来解释。

在史密森尼学会发表的其他小册子中，恩布里同意，日本士兵在国外表现得极其残忍并缺乏克制，他几乎立即将这一点归因于“日本男性的性格结构”。他认为，在日本人对西方的借鉴中，几乎没有任何文化和意识形态领域的实质内容。

相反，他们发展了一种“防御反应”来宣扬日本方式的优越性。尽管是以一种比较温和的方式，但恩布里也和戈尔一样断言，日本人坚信他们的“神圣职责就是将日本方式带给全世界”。虽说如此，恩布里还是一位迄今为止对纯粹的文化宽容论与文化相对主义最坚守的倡导者，他曾多次在史密森尼学会和其他一些场合发表观点，认为同盟国一旦获得胜利，既不可能也不应该试图对日本强加任何形式的改革。相反，恩布里寄希望于日本潜在的本土民主实践传统，特别是在日本农村。

人类学家告诉我们，为什么日本兵是残暴、报复心重的恶霸。在他刚出生的时候，他的母亲对他百般宠爱，直到他的小妹妹降生，在那之后，他的母亲就不再将他视为生活中的主要兴趣，而是把他交给冷漠的佣人们照顾。这件事在他成长的关键时刻损伤了他的神经系统，而他也从来没有从这一打击中恢复过来。如果日本实施了生育控制，他也许可以成长为一位绅士。但更好的结果是，他也许根本不会出生......

然而，这是一个危险的话题，因此我们还是把它像一个烫手山芋一样抛开吧。到此为止。

本文内容整理自《无情之战：太平洋战争中的种族与强权 》，[美]约翰·W.道尔，有删节，文章标题为编者自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