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新宇 资深媒体人

提起上野，一般人会想起樱花和博物馆，但对于很多年长的东京人来说，它还是“东京玄关”——在1954年起的21年间，从日本各地乡村滚滚而来数以百万计的农民工，大多从此进入东京，开始了他们“农转非”的人生。

二战结束后10年，进入高速发展期的日本，呈现出与以往截然不同的社会景象——以东京为代表的大都市开始形成都市圈，其中的企业和商店为了应付高速增长，产生了“用工荒”，最严重的时期劳动力供求比达到1：3。而在乡村，日本特有的“长子继承制”依旧，二男三男没有土地和房屋可继承，过去他们还可以去参军或者进劳动力密集的煤矿，但战后由于军队不复存在，加上石油和电力逐渐替代煤炭成为主要能源，因此日本乡村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劳动力过剩，特别是在家中平均兄弟数6个以上的东北地区，这一问题更加突出。

因此，自然而然的，从1950年代开始，大批乡村年轻人自发涌入城市，而政府顺应这一趋势，也出台了一系列措施。

当年的歌星井泽八郎有一首流传颇广的歌：《啊，上野站》——“上野是心中的车站，假如人生必须从哪里开始，我宁愿是这里，因为车厢里还有故乡的气息”。当年，成千上万的打工者，怀着思乡之情和对未来的忐忑，唱着这首歌，从全国各地来到东京。

1954年4月5日下午3点33分，第一列专门运送农民工的临时夜行列车从青森发出，开往东京上野，拉开了长达21年的日本城市化大幕。

从1950年代初到1970年代，日本用20多年的时间即完成了城市化改造，城市化率从30%一跃而成70%，这期间，东京、大阪、名古屋三大都市圈人口持续增长，其中以东京为最，目前东京都市圈人口为3700万，占日本总人口的30%，相当于纽约和伦敦之和。如此迅捷的社会转型是否产生过问题，特别是像“留守儿童”这类对于乡村家庭的亲情撕裂现象？——这是我此次赴日的主要课题。

户口

日本有户籍管理，但没有限制；只有“誊本”，没有户口本，任何人（包括取得居留权的外国人）准备长期出行到外地的时候，只要把自己的“誊本”从当地登记迁出，再于14天之内到所在地登记即可，不存在城市和农村的差别——这一点从根本上消除了以户口划线，制定各种“区别对待”的可能。任何人在本国国土上，自由迁徙，并且能够随处享受到同等的国民待遇。

为了对接城市和乡村的用工需求，1960年代，日本政府在全国设立了“公共职业安定所”，由政府出面一边搜集企业用工信息，一边跟学校合作，将整批的中学毕业生集体送至城市就业，史称“集团就职”。

在一部摄于1959年、名为《就职第一年》的纪录片中，我们看到了那个时代日本典型的“农民工”，他们是来自鹿儿岛中学的“集团就职者”。作为战后教改一个重要内容，义务教育从6年延长至9年，影片中的这些年轻人恰好赶上了劳动力市场上的紧缺。根据《高速经济增长期的集团就职者》的数据，从1950年开始，城市劳动力的充足率（就职者人数/需求数）从接近80%，一直降到1965年的不足25%.也正因为此，这些被称为战后“金卵一代”的打工者受到了政府、社会和雇主的高度重视和呵护——虽然在早期也发生过社保不健全、工资拖欠和劳动条件恶劣等情况，但在一个劳动力卖方市场中，这些都通过市场和行政手段迅速得到了纠正，从而也保证了日本没有像拉美国家一样，出现由于工资低、保障差形成的大量城市低收入阶层和贫民窟。

住房

《就职第一年》记录了这些年轻的集团就职者们在大阪的日常生活，除了严格的入职教育、体检外，为了让打工者居有定所，无论是纺织厂、建筑公司、机械厂还是商店，都为初来乍到的打工者安排了宿舍。当这些打工者进入到成家立业的年龄，由都市再生机构（UR）建设的大规模高层公屋开始接力，这些住宅被称为“团地”，因为设计时配套了当时时兴的三大件：冰箱、洗衣机和电视机，比起老旧的木质单门独户的房子，团地成为当时人们心目中时髦和理想的住房。

在江户东京博物馆的一角，可以看到按照1：1的比例还原的典型团地“一户建（供一家人居住的公寓）”，虽然平米数不大，但小巧紧凑，一应俱全。根据博物馆展出的资料，这些在团地生活的外来务工家庭，除了上面提到的三大件，在收音机、电视机、电饭煲等小家电拥有量上也都领先东京平均水平，可以说率先进入现代化生活。此外，所有公营团地都是出租房，入住顺序不再像之前公屋一样排队，而由抽签决定。并且门槛极低，无需保证人，虽然有年薪和儲蓄的门槛，但如果提前付清并不昂贵的1年以上的房租和押金，任何人都可以入住。

孩子入学

住房解决了，那么孩子的入学怎么办？当时的东京等大城市，实际上并没有对于大量务工人员的涌入做好准备，日本虽然不是一个移民国家，但对于城市人来说，因为户口的不存在，没法展现“原住民”的傲娇。

当大量的集团就职者结婚生子，本地学校的容纳力迅速出现问题，城市政府没有选择限制“外来人口”，而是一方面在已有学校中扩容，加大班级学生数，开设更多班级，另一方面通过借用、租用等方式，动用力量大量建立应急式公立学校。因为日本的公立学校教师会按照一定的周期流动，不存在新老学校间的师资差别，因此不论临时急就的学校教学硬件如何，在师资能力、教育理念等软件上，同其他城市学校基本不存在差别。

随着城市的逐步扩张，一些原本位于边缘地带的街区演变为“中心区”，到1970年代，新开设的“农民工子弟学校”由于后发优势甚至后来居上。当年人满为患的大班教育、临建设施不仅追上甚至赶超老校，当年农民工的子女也顺利完成教育，在升学就业和心理上与城市原住民孩子没有差别。

善待

即便如此，大量的日本已婚农民也并没有迫不及待的冲入城市。其原因主要是日本农民“不那么差钱儿”：首先，战后日本政府对农村一直采用倾斜政策，1961年开始实施的《农业基本法》，其重要目标之一就是纠正战前工业和农业长期的收入不均衡。其中，以池田内阁对于米价的大规模支撑和提高农业补贴最为典型；其次，日本农民一直有着“兼业”传统，在从事农业之余，利用农闲时间进城做短工是东北和北海道等地区农民的特点。

因此，日本农村收入水平并不低，甚至有人说，日本农民是全世界最富裕的农民，而且迄今为止，日本农村家庭的平均收入水平一直高于城市，也是全球绝无仅有的现象。

而这一切，事实上提高了农民进城务工的期待值，这也倒逼了日本城市政府和企业，为了吸引农村劳动力必须更要“善待”打工者。

从《高速经济增长期的集团就职者》中的研究数据看，虽然大部分打工者学历不高，而且多是进入中小企业，但这些年轻人并没有遭遇“工具化”——他们大多被企业悉心培养，希望这些小蓝领能够成为成为企业的中坚力量。在《三丁目的夕阳》这部脍炙人口的影片中，1960年代来东京的汽车维修厂打工的星野六子可以说就是这样一个缩影，而影片中那种亲如家人的工作氛围也确实不是导演的人文想象。

于此同时，一些企业还在乡村就近建厂，这样不仅使得农民可以就近入职，同时也降低了租地和人工成本，可以说实现了多赢。而这一趋势在1972年6月，田中角荣提出“日本列岛改造计划”后甚至成为一项国策。

农协

不得不提的是，在这种善待的背后，日本农协（JA）的作用巨大。

跟世界上其他国家不同，JA可以说是个全产业机构，从上游的金融（贷款、存款）、到中游的保险，一直延伸到生产和销售。这种模式不仅使得农民的农业生产和生活获得了保障，同时由于其组织机构的细密和庞大，JA也在具备了政治博弈的能力。

特别是在出身农家的田中角荣时期，JA主导的农村成为自民党的“票仓”，甚至一度成为能够左右竞选的绝对力量。因此，农民作为一个群体通过农协具备了政治博弈的能力，而农协则成为农村的政治代言人。这种代言对于农村的利益保障，不仅可以实时反应农民的真实需求，同时在遇到同城市、资本等利益集团的冲突时，不会各自为战。因此从效果上说：博弈所得大大优于政府从上至下给予的支持，哪怕这种支持是冠以“惠农”的名义。

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下，日本政客们不管谁上台，都不惜动用各种政策、顶着国内和美国的压力，保护本国农业、维持高米价（曾是美国米价的2.7倍）、限制进口粮食。因此，即便需要让农民进城务工，需要迅速的推进城市化，政府也不得不考虑“票仓们”的感受，不仅不可能有半点歧视和差别待遇，而且还要全心全意的改善农民工的社保、收入、住房、医疗和教育。

麦克阿瑟和日本人的反思

此外，从1945年至1952年，美国对日本实行了长达6年零8个月的军事占领。占领期间，麦克阿瑟通过强硬手段，分拆财阀、进行土改、设立新闻自由、并建立了包括工会和农协在内的社会组织，一方面抑制了政府权力，并打破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垄断，重构了已经固化的社会阶层结构，使阶层流动成为可能，这一切也为日本社会后来的自我治理改变奠定了基础。

这种改变从日本社会对于战前发展模式的反思开始，对于战前两个重要的结论——“日本资源贫乏”和“日本市场狭小”给出了完全不同的结论。

对于“资源贫乏”，日本人认为过去是把眼光局限于自然资源，却没有将“人”列入。而如何将人从负担变为资源，教育成了核心要素——因此，从明治维新以来就已经非常重视教育的日本再次在教育上加码，仿照美国改造教育体制，保障100%义务教育的同时，一方面加强高等教育（特别是工科）和专业教育，并且在企业施行的技能教育和现场教育上，同样不遗余力。其结果就是，日本国民文化水平再次提升，受过深度教育的人不仅能够胜任高级产品和服务，获得体面的收入，同时也打开了社会阶层的向上流动的通道，即便是蓝领，也可以通过技术创业成为中产阶级；即便是再小的企业，也能成为全球某一技术领域的顶级生产商。

对于“市场狭小”，日本人认为过去是没有解决好分配问题，造成贫富差距过大，导致大部分的民众没有购买能力——所以，解决办法就是实现均质发展，让劳动阶层不仅成为生产者，而且成为消费者。1961年池田内阁提出10年期“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并且仅用6年就提前完成，1968年日本已经成为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而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切身感受就是著名的“一亿总中产”——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自己成为了中产阶层，消费是美德——这也是日本历史上第一次在全社会消灭了绝对贫困。

三丁目的夕阳和中等收入陷阱

这些社会改变几乎与农民工进城同步发生，而相对于城里原住民，他们这种从乡村到城市，从底层到中产的感受更加强烈。根据1965年《高速经济增长期的集团就职者》报告调查，进城务工人员对于“未来生活会更好”的预期比例达到40%，不仅远高于留在乡村者（22%），甚至比城市原住民也高了7个百分点。可以想见，一个口袋里有钱，福利有保障，工作有未来，眼前有希望的人，谁还会把孩子留守乡村，谁还会让家庭亲情撕裂？

在《三丁目的夕阳》里，作为背景的东京塔越建越高，逐渐从地平线上升起，它像是一个里程碑，更像一个平民的纪念堂——从某种意义上说，战后日本民众是幸运的，不仅实现了发展的效率，同时实现了发展的公平；不仅迅速恢复了经济，同时轻松逃逸了“中等收入陷阱”，联想到近期中国国内对于中国是否已经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方面的讨论，半个世纪前，日本对于公平和效率并举的发展模式，确实值得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