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日本上班族来说，刚刚过去的12月是忘年会的时节。同事们三五成群聚在一起，品尝美食美酒，一年中的开心与悲伤、烦恼与成就，似乎都可以忘却。尽管有这样颇有仪式感的忘年会，有些事情却不是说忘便能忘的。比如，在不少日本人看来，过度加班的辛劳正是一年里最难忘记的“日常”。

这一年，“电通过劳死事件”震惊日本职场。毕业于东京大学、在日本广告巨头电通公司工作的24岁新人员工高桥茉莉，2015年圣诞节在宿舍跳楼自杀。在自杀前的一个月里，高桥加班时间超过105小时，导致患上抑郁症。日本劳动标准监督机构后来认定这属于工伤过劳死。这桩旧闻在2016年被揭露，进而持续发酵，最终迫使日本当年立法对过劳死进行认定。

年轻精英女性选择用如此惨烈的方式对过度加班“说不”，在日本社会引起轩然大波。电通公司成为众矢之的，去年更被评为“黑心企业”。电通公司此前以培训精英员工著称，被称为“鬼十则”——广告人从平庸走向卓越的公司铁律广为流传，包括“工作一旦干起来就决不停止。没有达到目的之前，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不撒手……”等十项内容。曾有人批评冷酷的“鬼十则”变相认可了长时间劳动，并对员工施加了精神压力。电通公司日前宣布从2017年起将这十条社训从员工手册中删除，社长石井直宣布引咎辞职。

事实上，过度加班并不只是电通公司一家的“日常”，过劳死事件也并不是日本职场个例。日本首部《过劳死白皮书》指出，22.7%的日本上班族每月加班的时长超过法律规定的80小时过劳死标准线。日本2015年约2.4万起自杀事件中的2159起，或与职场压力有所联系。

日本的加班文化大约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经济腾飞时期。西装革履地挤早班车，大家一起加班，下班后再到居酒屋继续与同事上司交流，赶晚上最后一班车回家，便是日本上班族的典型一日。几乎同一时期起，过劳死便进入大众视野。作为对策，1988年日本《劳动基准法》规定，每周劳动时间原则上为40小时；2005年政府修订法律，敦促企业缩短劳动时间；2014年《过劳死防止法》正式实施，规定解决过劳死是中央政府的职责；去年12月，厚生劳动省宣布，将对存在员工长时间劳动的大企业采取紧急对策，如降低行政指导阶段的企业名称曝光基准等。

几十年过去，尽管政府一直在呼吁取消过度加班，日本企业加班风潮始终不减。观察家认为，这既有日本集团主义文化对个人的潜在影响，也有企业利益至上的价值取向。如今，一些日本企业试图做出改变。日本高端百货三越伊势丹公司将从2017年起，全面扩展给员工多放一天新年假的福利政策。著名贸易公司伊藤忠则鼓励员工弹性工作。

要彻底对加班文化说再见，在日本仍然并不容易。但那种不惜一切代价、以成果主义为特征的日本传统职场价值观正在发生悄然改变。日前以高收视率收官的人气日剧《逃跑虽然可耻但却有用》恰好反映了这样一种新的想法：面对实在无法克服的问题，比如长期无休止的过度加班，一味忍耐也许不是美德，而有勇气“逃跑撤退”也并不需要被诟病。 本报记者 吴宇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