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2016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揭晓，日本学者大隅良典因“发现了细胞自噬机制”而独享这一殊荣。至此，日本已有22人荣获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含两名日裔美籍物理学奖得主），超过了德国、英国、法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诺奖大户”。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其中17人都是在进入新世纪后获奖的，包括物理奖8位、化学奖6位、生理学或医学奖3位。

获一次诺奖已经殊为不易，要想连续获奖更是难如登天，然而自2000年来的17年间，日本竟然以平均每年一位的频率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令人惊叹！

或许是这些年老拿诺贝尔奖有点审美疲劳的缘故，日本国内舆论对此显得有些淡定，最大的门户网站雅虎日本发表新闻的时间甚至比中国的网站都还晚了四分钟。墙内开花墙外香，日本的“井喷”式获奖，极大地刺激了素有诺奖情结的中国人，成为舆论关注的焦点话题。“当我们抢房子的时候，日本人在抢诺贝尔奖”之类的感慨，颇能代表公众的心声。

能否获得诺奖，是诸多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除了科学家善于自我反省和勤奋工作之外，日本的科研环境、评价机制以及经费保障等因素都功不可没。其中，政府的高度重视并创造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则是关键所系。

1960年，日本在制订“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同时，还制定了与此目标相呼应的“振兴科学技术的综合基本政策”，七十年代初就实现了将国民收入的2%用于科研，接近达到了我国今天的水准。统计表明，2000年以后的日本诺奖获得者的获奖研究成果大都是在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前后取得的。可见，当时的科学家之所以能取得足以获诺贝尔奖的研究突破，与政府高强度的研发投入可谓密切相关。日本不仅在经济快速发展时持续加大科研投入，在经济形势严峻时依然不吝于科研投入，研发经费的投入总量即使在泡沫经济破灭后的萧条期也没有出现下跌。目前，日本的研发经费投入强度仍然在3%以上，明显高于美、德、法等国。政府一以贯之的高度重视，应当是日本“井喷”式获奖至关重要的原因。

1995年，日本国会通过了一个影响深远的重要法律——《科学技术基本法》，明确提出“科学技术创造立国”的口号，并将其作为基本国策。在2001年推出的第二个科学技术基本计划中，明确提出日本在21世纪前50 年里获得30个诺贝尔奖的目标。不到三分之一的时间里，就达成了一半以上的进度，令人震撼。

如果说加大科研经费投入为科技发展提供了一流的硬件，那么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则是不可或缺的软件。日本科研环境独立自由不受干扰，保证科学家自由独立研究是不断取得成果的关键。

日本的科研人员不必特别公关和费心于经费申请渠道，可以自始至终、心无旁骛地进行科学研究。谨以国内饱受诟病的课题申报为例，日本的大学教授和研究所人员申报课题的渠道和形式，实际上是课题注册制，不必层层审批，一定份额的经费就能很快拨下来，保障其数年的研究。高校老师不会因为在一段时间内没有出科研成果而担心受到冷落或失去饭碗，在研究过程中，也很少受政府和社会的诸如考核、评价等干扰，可以长期潜心从事研究。而且，日本的科学技术基础计划，并不是由政府直接参与管理、评审，而是由专业机构进行。所有学者，无论身份地位高低，在学术活动中都没有享受高人一等的特权，其研究成果必须由学术同行评价。

此外，盛产诺奖得主的名古屋大学，其开明、自由、平等的学术风气也堪称典范。副校长渡边芳人在2009年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名古屋大学的校训是‘做有勇气的知识分子’，其含义不仅仅是培养获取已有知识的人才，而且是有勇气抱着怀疑精神进行研究的人。”2008年诺奖得主益川敏英、小林诚和下村修都强调“名古屋大学是学问的故乡”和“精神的家园”。不拘一格地选拔人才，鼓励怀疑已有的学说，大胆思考，放手去做自己的研究……这些不正是科学家们梦寐以求的理想之境吗？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通过对日本的剖析，对于奋起直追的中国，应当不无借鉴意义。“科教兴国”早已成为我们的战略，科研经费的投入逐年加大，“双一流”建设正在紧锣密鼓地推进……国家层面，不可谓不重视。我们有理由期待若干年后，中国也会像日本一样，获诺奖稀松平常。但其前提是，除了保障经费之外，必须给学术研究营造出宽松自由平等的环境，让学者们心无旁骛地醉心科研。

（作者胡欣红，蒲公英评论特约评论员，文章第171次入选“锐评”栏目。此为蒲公英评论网站首发作品，转载请务必标注来源，违者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