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社会对犯罪者及其家属的处理文化，乃至媒体以及公众所表现出来的态度，一直为人诟病，但现实上悲剧又不断重复发生，而且似乎已呈现出一种日本独有向犯罪者家属问责的文化观。作为同属东亚文化圈的海外华人来说，当中有不少值得对照反思的地方。

正如日本思想家柄谷行人在《伦理21》中，开宗明义的反思切入，他指出“少年Ａ事件”（1997年一名只有14岁的中三学生，犯下连续杀人的案件，更甚者是把被害人的头部割下，放置在学校门口，且写信向警方及传媒挑衅。由于及后媒体刊出嫌疑犯的真名及相片等私隐资料，引发不少问题，最终一律以“少年Ａ事件”来命名此案）正是一明显因子女犯罪，于是连家长也卷入滔天巨浪的代表性社会事件。

他回溯当代类近的案件，发现在1972年的连合赤军事件及1988—1989年间的“Ｍ君事件”（Ｍ君连续杀害了四名女童）中，同样已有“前科”——前者有一赤军成员的家长自缢身亡；后者Ｍ君的父母因而离婚，且各自改名易姓，行踪不明，后来据闻Ｍ父也死去，而Ｍ姊也在婚期前一刻被迫解除婚约。

而在“少年Ａ事件”中，Ａ的父母接近在媒体前被公审，甚至下跪长达90分钟，但仍未能止息民众的嗜血心态，甚至有文化人（如著名作家柳美里）继续穷追猛打，俨然以道德教主的身份自居。以上的“流行”现象，确实值得我们去反复思量加以细察。

小说及电影中的呈现

其实日本的流行文化也一直对以上的问题有所反省，电影及小说均有深入的思考讨论。《跳跃大搜查线》的著名编剧君冢良一，在撰写超畅销的人气日剧之余，同时也是一位极其严肃的导演。他在自编自导的电影《谁来守护我》（2009）中，正好是以日本警方的“保护罪犯家属”计划作为背景加以建构故事。

电影提及船村家的长子因为成了一宗凶杀案的嫌疑犯，于是警方在查证办案之余，也启动了“保护罪犯家属”计划的程序，另派探员去保护嫌疑犯的家属，希望免除他们受到来自媒体的二次伤害。电影的主角便是派来保护嫌疑犯家属的刑警胜浦，以及嫌疑犯妹妹沙织，后者一直不明前者的好意，直至领略到陌生人及媒体的恶意后，才认识到不知名的大众对道德审判的嗜血执迷，逐渐才了解及认清日本社会的冷酷无情一面，同时也开始接受胜浦刑警的协助。

《谁来守护我》剧照

回到小说的范畴，细心的读者其实不难察觉，日本的超畅销小说家东野圭吾对犯罪者家属的心理刻画，一向都有莫大的热情及探索意味。在加贺恭一郎系列中，更一再反复处理大同小异的处境。

在《红色手指》（2006）中，前原昭夫为了掩饰独生子直巳杀害小女孩的命案，费尽心思去隐瞒真相，甚至把罪名企图推诿至扮作患上了老年痴呆症的母亲政惠头上去。小说处理的虽然是媒体介入前的时空，但从中已清楚反映出孩子杀人，父母承责的沉重压力，于是才诱使昭夫作出埋没良心的举动。

《红色手指》剧照

到了《麒麟之翼》（2011）就更进一步要父亲以死为儿子赎罪，青柳武明的儿子悠人因为中学时期参加游泳部的一场恶作剧，令到同伴终身瘫痪，但当时的老师却隐瞒了真相，对警方谎称为一宗意外事故。武明后来得悉此事，于是竭力为儿子赎罪，结果却不幸连性命也赔上，最终因为他的逝去，加上加贺恭一郎努力去弄清他背后的用心，才令到儿子悠人正视自己往昔的错误，从而踏上认罪及道歉之路。

《麒麟之翼》剧照

东野圭吾再次处理父承子责的主题，矛头也是放在真相被揭发之前的时空世界，希望透过加贺的努力，令到一切在受到舆论的公审前，可以在人情世界的领域中得到自我调适的解决方法。那当然属一种乐观的期盼，但问题正好乃于小说文本中，一再强调父亲为儿子的过错问责的处理，当中既有正面（《麒麟之翼》），也有反面（《红色手指》），但无论如何均清楚流露出一项事实——只要子女惹祸，父母一定不能置身事外。

责任的思考

柄谷行人曾提出一有趣的观察，以上的文化呈现，某程度与外人眼中日本家长制度森严属互为表里的一体两面关系。一般而言，外国人对日本家长都有某程度的负面印象，认为他们对子女诸多管束，是不文明的专制表现。最近在2016年5月28日发生一宗日本新闻，恰好是以上情况的对应说明。

一名七岁男童田野冈大和于5月28日在北海道失踪，经调查后发现，原来是父亲田野冈贵之为了惩罚儿子，于是把他独留在山中，岂料在十分钟后折返时，儿子已失去影踪不知去向了。大和在山林失踪六天后奇迹地生还，但事件已在社会惹起轩然大波。

搜寻田野冈大和

柄谷行人认为日本父母之所以有管教严苛的习惯，原因是于日本社会中，不论子女惹上什么事，到头来一定会算到父母头上去，也即是家长会被要求负责。故此看上来家长在管教子女上好像有很大权力，但心底里一般父母均极忧心自己子女会出事，甚或为非作歹，一旦发生自己就会成为子女的牺牲品了。因为害怕，所以更加恶性循环地去限制子女的自由。

到头来，我们只能够认真去反思何谓责任的问题。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s）曾发表《罪责论》来反思德国的战争责任。当中提及罪责的四级形态，一是刑事上的罪，即法院上所判下的罪责定性及相关刑罚处理；二是政治上的罪，乃是指作为国民，面对国家犯下弥天大罪时所背负的责任；三是道德上的罪，也即是法律上判定无罪，但道德上必须承担责任的情况；四是形而上的罪，也即使精神层面上的罪咎感，简言之就如在集中营的生还者，会产生为何自己可以得救，他人却被杀害的内疚，严重的甚至认为好像是自己杀害了他们一样。

好了，从以上责任的四种形态，一旦挪移过来去检视日本家长因子女犯罪所承受的压力问题。显然易见，一必然与他们无关，二在此范畴上也不适用。究竟子女犯罪，父母应该承担多少责任？又或是根本不用承担——三可说是因外律而成的责任思考，较接近上文提及的日本情况，一众媒体正好取代法院的功能，来出任道德高地上的判官。四则是更高层次的精神责任包袱，于此亦和日本现况无关。

那么最终孰是孰非？大抵每个人心目中都会有不同的答案。

我认为以上现象有趣的地方，并非在于大家对责任判定的看法及见解，而是面对以上的情况，究竟采取什么态度去面对才是关键焦点？成为媒体背段推波助澜的帮凶？还是沉默一方隔岸观火？又或是同情怜悯犯罪者家属？甚至进一步挺身而出去为他们提供协助？那大抵才恰好反映出你你我我的阴影部分，眼前的一切不过属大家作为共犯的阴影投射罢了。

本文原标题：《谁是受害人？——日本社会对犯罪者家属的追究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