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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一人犯罪,全家遭殃

作者:佚名 文章来源:腾讯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16-7-12 13:02:35 文章录入:贯通日本语 责任编辑:贯通日本语

日本社会对犯罪者及其家属的处理文化,乃至媒体以及公众所表现出来的态度,一直为人诟病,但现实上悲剧又不断重复发生,而且似乎已呈现出一种日本独有向犯罪者家属问责的文化观。作为同属东亚文化圈的海外华人来说,当中有不少值得对照反思的地方。


正如日本思想家柄谷行人在《伦理21》中,开宗明义的反思切入,他指出“少年A事件”(1997年一名只有14岁的中三学生,犯下连续杀人的案件,更甚者是把被害人的头部割下,放置在学校门口,且写信向警方及传媒挑衅。由于及后媒体刊出嫌疑犯的真名及相片等私隐资料,引发不少问题,最终一律以“少年A事件”来命名此案)正是一明显因子女犯罪,于是连家长也卷入滔天巨浪的代表性社会事件。



他回溯当代类近的案件,发现在1972年的连合赤军事件及1988—1989年间的“M君事件”(M君连续杀害了四名女童)中,同样已有“前科”——前者有一赤军成员的家长自缢身亡;后者M君的父母因而离婚,且各自改名易姓,行踪不明,后来据闻M父也死去,而M姊也在婚期前一刻被迫解除婚约。


而在“少年A事件”中,A的父母接近在媒体前被公审,甚至下跪长达90分钟,但仍未能止息民众的嗜血心态,甚至有文化人(如著名作家柳美里)继续穷追猛打,俨然以道德教主的身份自居。以上的“流行”现象,确实值得我们去反复思量加以细察。


小说及电影中的呈现


其实日本的流行文化也一直对以上的问题有所反省,电影及小说均有深入的思考讨论。《跳跃大搜查线》的著名编剧君冢良一,在撰写超畅销的人气日剧之余,同时也是一位极其严肃的导演。他在自编自导的电影《谁来守护我》(2009)中,正好是以日本警方的“保护罪犯家属”计划作为背景加以建构故事。


电影提及船村家的长子因为成了一宗凶杀案的嫌疑犯,于是警方在查证办案之余,也启动了“保护罪犯家属”计划的程序,另派探员去保护嫌疑犯的家属,希望免除他们受到来自媒体的二次伤害。电影的主角便是派来保护嫌疑犯家属的刑警胜浦,以及嫌疑犯妹妹沙织,后者一直不明前者的好意,直至领略到陌生人及媒体的恶意后,才认识到不知名的大众对道德审判的嗜血执迷,逐渐才了解及认清日本社会的冷酷无情一面,同时也开始接受胜浦刑警的协助。


《谁来守护我》剧照


《谁来守护我》剧照


回到小说的范畴,细心的读者其实不难察觉,日本的超畅销小说家东野圭吾对犯罪者家属的心理刻画,一向都有莫大的热情及探索意味。在加贺恭一郎系列中,更一再反复处理大同小异的处境。


在《红色手指》(2006)中,前原昭夫为了掩饰独生子直巳杀害小女孩的命案,费尽心思去隐瞒真相,甚至把罪名企图推诿至扮作患上了老年痴呆症的母亲政惠头上去。小说处理的虽然是媒体介入前的时空,但从中已清楚反映出孩子杀人,父母承责的沉重压力,于是才诱使昭夫作出埋没良心的举动。


《红色手指》剧照


《红色手指》剧照


到了《麒麟之翼》(2011)就更进一步要父亲以死为儿子赎罪,青柳武明的儿子悠人因为中学时期参加游泳部的一场恶作剧,令到同伴终身瘫痪,但当时的老师却隐瞒了真相,对警方谎称为一宗意外事故。武明后来得悉此事,于是竭力为儿子赎罪,结果却不幸连性命也赔上,最终因为他的逝去,加上加贺恭一郎努力去弄清他背后的用心,才令到儿子悠人正视自己往昔的错误,从而踏上认罪及道歉之路。


《麒麟之翼》剧照


《麒麟之翼》剧照


东野圭吾再次处理父承子责的主题,矛头也是放在真相被揭发之前的时空世界,希望透过加贺的努力,令到一切在受到舆论的公审前,可以在人情世界的领域中得到自我调适的解决方法。那当然属一种乐观的期盼,但问题正好乃于小说文本中,一再强调父亲为儿子的过错问责的处理,当中既有正面(《麒麟之翼》),也有反面(《红色手指》),但无论如何均清楚流露出一项事实——只要子女惹祸,父母一定不能置身事外。


责任的思考


柄谷行人曾提出一有趣的观察,以上的文化呈现,某程度与外人眼中日本家长制度森严属互为表里的一体两面关系。一般而言,外国人对日本家长都有某程度的负面印象,认为他们对子女诸多管束,是不文明的专制表现。最近在2016年5月28日发生一宗日本新闻,恰好是以上情况的对应说明。


一名七岁男童田野冈大和于5月28日在北海道失踪,经调查后发现,原来是父亲田野冈贵之为了惩罚儿子,于是把他独留在山中,岂料在十分钟后折返时,儿子已失去影踪不知去向了。大和在山林失踪六天后奇迹地生还,但事件已在社会惹起轩然大波。


搜寻田野冈大和


搜寻田野冈大和


柄谷行人认为日本父母之所以有管教严苛的习惯,原因是于日本社会中,不论子女惹上什么事,到头来一定会算到父母头上去,也即是家长会被要求负责。故此看上来家长在管教子女上好像有很大权力,但心底里一般父母均极忧心自己子女会出事,甚或为非作歹,一旦发生自己就会成为子女的牺牲品了。因为害怕,所以更加恶性循环地去限制子女的自由。


到头来,我们只能够认真去反思何谓责任的问题。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Karl Theodor Jaspers)曾发表《罪责论》来反思德国的战争责任。当中提及罪责的四级形态,一是刑事上的罪,即法院上所判下的罪责定性及相关刑罚处理;二是政治上的罪,乃是指作为国民,面对国家犯下弥天大罪时所背负的责任;三是道德上的罪,也即是法律上判定无罪,但道德上必须承担责任的情况;四是形而上的罪,也即使精神层面上的罪咎感,简言之就如在集中营的生还者,会产生为何自己可以得救,他人却被杀害的内疚,严重的甚至认为好像是自己杀害了他们一样。


好了,从以上责任的四种形态,一旦挪移过来去检视日本家长因子女犯罪所承受的压力问题。显然易见,一必然与他们无关,二在此范畴上也不适用。究竟子女犯罪,父母应该承担多少责任?又或是根本不用承担——三可说是因外律而成的责任思考,较接近上文提及的日本情况,一众媒体正好取代法院的功能,来出任道德高地上的判官。四则是更高层次的精神责任包袱,于此亦和日本现况无关。


那么最终孰是孰非?大抵每个人心目中都会有不同的答案。


我认为以上现象有趣的地方,并非在于大家对责任判定的看法及见解,而是面对以上的情况,究竟采取什么态度去面对才是关键焦点?成为媒体背段推波助澜的帮凶?还是沉默一方隔岸观火?又或是同情怜悯犯罪者家属?甚至进一步挺身而出去为他们提供协助?那大抵才恰好反映出你你我我的阴影部分,眼前的一切不过属大家作为共犯的阴影投射罢了。


本文原标题:《谁是受害人?——日本社会对犯罪者家属的追究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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