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互联网的冲击，报纸和电视在坚守中创新，源源不断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南有乔木
田中光辅是《读卖新闻》的员工，和报纸打了一辈子交道，转眼已到快退休的年龄。乘坐地铁观察到的场景，让他对时代变迁有很深的感触：早些年车厢里几乎人手一份报纸，而现在逐渐演变为盯着手机或ipad的屏幕了。
电视机问世的时候，有人预测广播会消亡；互联网的浪潮呼啸而来，有人预测报纸将寿终正寝。互联网尤其是智能手机确实改变了人们的阅读方式，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报纸的销量，但日本报界的情况并没有人们想象中那么悲观。面对网络和移动客户端，报纸和电视依然顽强坚守。“报纸会死亡吗？”笔者向日本同行抛出了问题。《读卖新闻》的朋友引用凯恩斯那句著名的话，清晰地表达了他的暧昧：“从长期看，我们都会死的。”
《读卖新闻》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90％的人认为报纸是最值得信赖的信息来源。电视媒体具有形象生动的特性，网络媒体占有速度优势，相比之下，报纸的长处就在于它的客观和深度。在分析读者对报纸感到信赖的原因时，《读卖新闻》指出报纸要比电视、网络媒体冷静、可观。日本新闻协会的媒体意识调查结果，与此大致吻合，在报纸、电视、广播、杂志、网络这几大媒体中，报纸被认为是“最不可缺少的情报来源”。
《日本经济新闻》是全世界发行量最大的财经类报纸，2005年创造了463．5万份财经类报纸的发行纪录。1876年创刊之初，它就标明为工商业服务，1968年发行量达到100万份，1983年达到200万份，1991年达到300万份。在以明治维新为开端吸收西方思想文化、振兴工商业、由传统农业社会转向现代化国家的过程中，坚持独立自主的精神。日本经济新闻社高层主管在和笔者交流时指出，他们的原则是“以中正公平的姿态，为日本国民生活基础的经济的民主稳定发展做贡献”，拒绝煽情主义，将冷静客观的报道态度贯彻始终，同时重视市场原理，排斥狭隘的民族主义。《日本经济新闻》2015年收购了《金融时报》，现在旗下有5份报刊，也有电子媒体、广播电视、文化出版和其他事业。
二战后，日本法律明确规定，不允许对记者的言论自由加以干涉。“记者俱乐部”等民间自发的行业组织，保证报道角度是多层次和自由的，强调记者的荣誉感、责任感、职业精神和媒体的尊严。1972年，一位旅居美国的日籍公民因涉嫌杀害自己妻子被捕，日本各大报纸对这一事件进行了深入报道，案件得以重新审理，最终真相大白，把一个被判死刑的人救了下来。在制度设计上，媒体并不采用日本企业常见的绩效工资制。他们认为，编辑记者不能有功利思想，员工追求“经济效益”，会让人感觉到新闻工作是个饭碗，而不是值得追求的事业。他们可能更少考虑服务公众、为人民利益鼓与呼，甚至陷入个人利益的泥潭。
明治维新以来激荡的百年史，报纸和电视等媒体在解放思想、社会变革、文化教养等方面发挥了突出作用。福泽谕吉等思想家正是借助大众传媒影响了执政者和普罗大众。日本新闻界凭借客观严谨的报道和纪实片，在世界范围内赢得声誉，承担了望者和鼓手的角色。但近年来一些右翼言论的鼓噪，也损害了媒体的公信力，“不要受大众传媒影响”，成为一些精英的口头禅。
山崎和他的女儿都在富士电视台工作。谈起处境，这位50岁开外的人有点儿郁闷：“我女儿负责电视广告部门，但她也不看电视了。电脑、手机正在抢占广告份额、经营空间和影响力”。这是时代严峻的挑战，但媒体自身的变革也已经开始。
比如《读卖新闻》的田中的“转行”，他从编辑记者岗位转到负责 《Yomidas历史馆》了：这是一个在线数据库，收藏自明治7年（1874年）的《读卖新闻》直到最新版面，跨3个世纪约140年的报纸原版面变成电子化消息，除电脑之外，还会用ipad等平板浏览。
最近一趟到中国旅行，田中的使命是推销，顾客是公共图书馆、大学（图书馆）以及研究机构。他说，如今日本国内外约500多所学校或研究机构等利用他们的服务，除普通图书馆之外，还有东京大学、美国哈佛大学、英国剑桥大学、台湾大学、美国和日本的议会、中国台湾立法院、日本的各种研究所、中央研究院等。凡是研究日本的历史、政治经济以及文化等领域的机构，《读卖新闻》的《Yomidas历史馆》受到青睐。他介绍说，《朝日新闻》、《日本经济新闻》也有同样的在线数据库服务，但他自认为《Yomidas历史馆》的廉价、好使以及庞大的收藏数量，还是有竞争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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