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网吧难民”的生活可称“不堪”。

去年4月在日本首播的NHK特别节目《女性的贫困：新型连锁的冲击》经道兰字幕组译制并于近日在B站上线后，引发了许多中国网友的关注。这部纪录片展现了几位年轻日本女性极为困窘的生活。她们蜗居在租金低廉的网吧里(日本媒体为此创造了新词“网络难民”)，每天起早贪黑在便利店和饮食店等打工，勉力填饱自己和家人的肚子。她们大多初、高中毕业后即辍学养家;其中少数人依靠助学贷款拿到了大学文凭，却因日本经济长期低迷，大学毕业后也很难找到收入丰厚的工作，反而背上沉重的贷款。她们整日为生计所困，无暇也无力与同龄人一样恋爱、结婚;即使仓促迈入婚姻，也多以离婚收场。她们不愿失败婚姻的产物——孩子——延续与自己同样的生活，却无法改变命运的轮回，往往被迫将孩子托付给NGO组织或政府机构抚养。短短48分钟的节目令人触目惊心，发达国家日本的繁华之下隐隐映出贫家女性苍白黯淡的面容。

事实上，在这部纪录片中出镜的年轻女性在日本绝非异类。截至该片拍摄时，年龄在17-34岁、年收入低于200万日元（约合12万元人民币）、没有正式工作的女性多达289万人。 她们大多来自父亲缺位的单亲家庭，单靠母亲的非正式工作难以支撑生计，因此早早便投身与母亲相似的打工生涯，也同样无法为自己的下一代创造良好条件，贫穷因此世代相传，如影随形。这种社会现象日益引人注目，被学界和媒体称为“贫穷代际传递的连锁效应”。

日本贫穷代际传递问题的现状

今年1月，日本现任首相安倍晋三表示，“绝没有日本贫穷这一说。从国际标准来看，日本是相当富裕的国家。”的确，日本经济在上世纪50年代末进入高速增长期，80年代起趋于稳定发展，至1989年，收入低于“贫困线”的家庭仅占总人口的4.15%，加之应对失业、疾病和失业等的社会保障制度日渐巩固完善，“贫穷”二字似乎从这个国家消失了。虽然自90年代泡沫经济破灭至今，日本经济始终难以再振往日雄风，但毕竟“家底”雄厚，贫困问题似乎尚未显山露水。安倍为此提供了几项数据：2009年日本总务省实施全国消费实况调查，得出“相对贫困率” (定义为收入低于国民收入中间值一半的人口比例)为10.1%，低于经合组织(OECD)成员国平均水平;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年统计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来看，日本在187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27位，也算得上“第一梯队”了。

不论安倍如何舌灿莲花，日本贫困问题日益严峻仍是不争的事实。因牵涉物价变动和社会保障状况等因素，贫困的界定指标和测量方法复杂多变，贫困线也随之上下起伏，不过，多项调查和指标同时显示日本的贫富差距显著扩大，相对贫困率节节高升。

OECD发布于去年5月的调查报告指出，日本的贫富差距高于OECD成员国的平均水平，收入最高10%群体和收入最低10%群体的收入差距达到10.7倍，平均每6人之中就有1人属于相对贫困者。如果将新生婴儿及65岁以上的老年人也计算在内，日本全国的相对贫困人群达到近两千万人，人均可支配收入减少了5%。

日本内阁府、总务省和厚生劳动省分析称，相对贫困人群的扩大是经济情况堪忧的单身人群、单亲家庭和65岁以上的老年人在过去十余年中出现显著增长所致。

先从单身人群的情况来看，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的调查显示，如果把年收入低于150万日元的人群定义为低收入阶层，那么约3成的年轻未婚者可被划入该阶层;同时，2-3成男性和近半数女性都曾至少一次陷进低收入的困境。而且，男性中只有三分之一的人能摆脱贫困状态，女性中这一比例更低至25%以下。即使在少数从贫困中挣扎而出的幸运儿中间，仍有4.8%的男性和7.2%的女性重新跌回至贫困线以下。也就是说，比贫穷更可怕的，是贫穷的顽固性和长期化。

再从单亲家庭(此处指只有母亲和未婚子女组成的家庭)的状况来看，日本厚生劳动省的调查数据显示，单亲家庭的相对贫困率高达54.3%，远超OECD成员国30%的均值，在发达国家中垫底。贫困代际传递的连锁性自此进入公众视野。本文开头提及的纪录片所揭示的，正是这一类人群的面影。

如今，贫困代际传递已由多项学术研究证实存在，并引发了学界和教育界的密切关注。

贫困代际传递的原因

关西国际大学教授道中隆在专著中研究了日本的贫困代际间传递问题。他的调查显示，日本单身母亲的平均年龄为35.6岁，整体学历程度徘徊在低位，还有部分人尚罹患身体或(及)精神疾病。82.3%的单身母亲曾有过和配偶生离/死别的经历，在她们的成长过程中也往往缺乏来自父亲的支持和照拂。过去，父亲的丧失曾将她们的母亲直接逼入经济绝境;如今，与配偶的离异或死别也将令她们深陷同样的境遇。所以，造成贫困代际传递的第一大因素是破碎的、父亲／丈夫缺位的家庭。

那么，婚姻能否改变低收入人群的命运呢?武藏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林雄亮的调查研究对此给出了否定的答案。他发现，教育程度直接与求职和收入挂钩。研究显示，低收入人群和非低收入人群的家庭平均收入分别为508万日元和691万日元，两者相差甚巨。换言之，低收入人群的婚后收入很可能延续婚前的较低水平。

那么，既然婚姻无法扮演“拯救者”的角色，低收入人群能够依靠工作“自救”吗?答案仍然难以令人满意。日本低学历者，尤其是带着幼儿的单身女性很难找到足以令其摆脱贫困状态的正式工作。于是她们唯一的选择是受雇于包括契约职员、派遣职员、打零工等类型的非正式职位。于是17-34岁的女性中，超过8成挣扎在贫困线以下。一份或几份非正式工作带来的收入自然只够勉强维持温饱，不可能确保优质生活。况且，随着越来越多的男性也开始加入非正式员工的大潮，部分女性甚至可能被迫“出局”，连打工的机会都遭剥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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