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居民身份证法》修改，扩大了民警查验身份证的权限，随即，3月18日便出现了广州街头的行人随时会被民警查验身份证的事情，进而引发热议。

这使我想到了邻国日本的“身份证制度”——也是艰巨的系统工程，多年来，有各种舆论，莫衷一是。过去几届政权均欲大力推进，有所作为，终因反对声浪巨大而罢手。为什么要在“身份证制度”上打引号呢？答案很简单，因为日本人根本就没有身份证，遑论“身份证制度”。

那么，市民没有身份证，政府靠什么管理人口？答案是“住民登录制度”。顾名思义，即国家随时掌握全体国民的住址信息，对之实行管理的制度。每个居民有一张住民票，由地方政府保管，居民住址变更时，有义务向所在地政府机构申报变更内容。此制度于1952年投入实施，转眼就是一甲子。

长期以来，舆论对该制度的批判从未停止过。一部分自由主义媒体认为，该制度是极权国家的负面遗产，与和平宪法第二十二条中所规定的“居住、迁移及选择职业的自由”相抵触，侵害了国民的基本人权。盟国老大哥美国无此制度，其各地居民既无需向政府机构登录住址，迁移时也无需申报变更。

然而，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尽管美国未实行类似日本那样的与国民的居住、迁徙权利相抵牾的“住民登录制度”，但出于跟踪个人所得及提供社会保障服务的需要，统一数字化管理所有国民：所有在美国境内出生的人，从出生之日起自动获得美国公民权。提交出生证明的同时，会获得一组9位数字的社会保障号码，这个惟一号码就是个人的ID，跟随一生。失业的话，可以凭它享受救济金；联邦纳税者识别番号也是它；被征兵入伍，它就成了军队里的编号。好莱坞电影中，大兵挂在胸前的金属牌上，刻的就是这个番号。

通过这种数字化管理，国家可以掌控任何公民的过往和行踪。只要在FBI的系统中键入某人的ID，关于他（她）的个人信息唾手可得。一个旅居美国的日本人，内心对这种美国式数字化管理方式所产生的厌恶，并不亚于老美对日本“住民登录制度”的诧异——同样的“友邦惊诧”。而美国式的数字化管理，也是世界多数国家通行的做法。

但，这对日本人来说绝对无法接受。日本人的思维方式，其实有很强的数字化倾向。东洋社会方方面面的治理，其整饬有序，自然也是所谓“数目字管理”（黄仁宇语）之功。可唯独落实到人的管理上，日人对数字化有极强的抵触心理。

究其原因，可以说都是战争惹的祸。战后重新出发的日本，基于惨痛的历史教训，转而开始强调个人权利，反国家主义，对任何带有国家主义色彩的法律、规制、文化都充满了警惕。在这种强大的社会心理背景下，政府一再试图导入“国民总背番号制”（指国民每个人都有一个像运动员那样的后背番号的制度），但屡屡流产。

客观而言，政府有时纯粹是从行政管理的效率或对现有社保体系加以改革的善良愿望出发，诚非恶意。但舆论却每每做出本能性的情绪化反弹，杯葛、抵制没商量。对国民来说，一旦导入“国民总背番号制”，至少为征兵、徭役等国家主义“恶用”提供了便利和可能，难保不会再度变质为战争“装置”。

因此，国民连ID号码都没有，哪来的身份证？长期以来，日本人的身份证明五花八门，年金卡、医疗保险证、护照、驾照、学生证、教员证等，不一而足。其中，通用性比较强的，似乎是驾照。可驾照也并非人人持有，人口半数以上拥有驾照，其实是1990年前后的事。而在那之前，比较通行的身份证明是米谷通账。

日本是传统的稻米文化国家。但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因大米多供应军需，对国民实行大米配给制，战后实现大米买卖自由化是1970年。所以在理论上，所有人都持有一纸米谷通账。彼时，无论去银行开账户，去政府机构登记结婚，去公共图书馆借阅图书，或者去投票选举，只要出示米谷通账，多半不成问题。

今天的日本国民对个人信息的保护意识极强，即使在西方世界，日本也堪称是对个人信息保护最彻底的国家，彻底到根本摒除数字的地步。是耶非耶，只有老百姓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