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日去海洋公园玩，门票800日元折合人民币50多一点，但公园有数个供残疾人进出的特殊通道，拉了一个比我膝盖还低的链子说是残疾人通道一般人不得进出完事，公园不认为需要派人看守，老百姓也不认为自己能跨过去省了门票；我不认为我在餐馆会吃到不干净的食物，上一个造成4人拉肚子的大阪烤肉店已经倒闭老板被终生禁止从事饮食行业了，对所有来日本玩担心吃寿司和刺身拉肚子的中国朋友，我都说，要是你吃了拉肚子，那么恭喜你，你发财了；甚至去市政府“上户口”（日本不存在类似中国的户籍制度，但各种税收福利还是要登记在一个地方的），简单得简直让我难以置信，工作人员拿出一幅放大到了每一栋房子的地图，让我指了一下住在哪里就算确认完毕，我很惊讶的问工作人员要是有人造假怎么办，工作人员用难以置信的眼神看着我说，那我们寄出的医疗保险证明等资料他岂不是收不到吗？

你瞧，人和人之间的相处可以如此的简单。所以长期生活在海外的人是会变“笨”的：遵守社会规则过马路看信号灯有队排尽量排队，没队排创造条件也要排；防范意识奇差我不认为吃饭的时候把钱包放在餐桌我去卫生间有什么不妥，无论钱包是路易威登还是登喜路。

但是这样的诚信体系必然存在这样一种现象，那就是一旦违反带来的后果必定十分严重。日本商业中也偶有造假现象，比如将国外的产品冒充日本本国产品（日本相信自己国家的才是最好的，所以造假方向和我国相反），比如前年好几次出现将中国产的鳗鱼冒充日本鳗鱼事件，这样导致的结果是，第一，老板公开谢罪；第二，银行停止贷款上下游企业和合作伙伴停止商业关系，企业只能倒闭；第三：部分年龄较大的企业主会因为无力重新创业走上绝路，比如自杀。

再比如说加藤嘉一，他的处理方式是典型的日本式的处理方法：不作任何辩解的道歉。坦率的说，加藤的行为由于他并未将考取东大等写入履历，中国应该定性为“吹牛”而不是造假，但在日本，被发现撒谎的人不能有任何辩解，比如上次森口上史在IPS临床实验问题上造假，公开道歉时他表示自己已经辞职，但同时辩解并非没做实验而是做了1例说成6例，引发众怒导致媒体追剿，媒体采访每一个他论文上有签名的作者一一要求表态，这事实上断绝了他所有的合作关系。所以在日本，一旦被发现撒谎，不成文的社会契约其实是造假者应该不作任何狡辩的诚恳谢罪，谢罪后众人也不再深挖细节，但造假人以后基本不太可能从事原来的行业，比如加藤嘉一，我在NHK电视上多次看到他作为嘉宾出现，还有一档亚洲环游的节目他作为主持，我相信，以后在日本电视和报纸等媒体上，很难再看到加藤嘉一的影子。

所以在日本，造假是一件比坐牢还严重的事情。造假被发现基本上意味着个人发展到此为止了。因为造假公司倒闭企业主自杀甚至没人同情，大家只是认为你用自杀洗清了错误而已。相反坐牢了刑罚完毕反而是正常人，别人不得歧视，在日本诚信二字就有这么重要，所以在森口上史事件之后，现在日本所有的科研人员有了有趣的发现但还不确定是不是实验误差造成的时候，都会和同事开玩笑：“我不会变成森口上史吧？”这俨然已经成为了日本科学界的最新流行口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