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艺伎最早出现于日本元禄年间（1688年-1704年），至今已有300多年的历史。当时由于妓馆人员不够，不得不从民间招收一些男子到妓馆内男扮女装，歌舞助兴；或是招收一些社会上的女子，充当配乐中的击鼓女郎。以后逐渐过渡到清一色的女艺伎。至今，虽已逐渐衰落，但仍作为日本京都的一种艺术象征而存在，能在那些豪华的茶肆酒楼和隐密的日本料亭中看到她们的身影。

艺伎们多是服饰华贵，举止文雅，一套鲜艳的丝绸和服，常在几十万乃至上百万日元之间。由于受服务对象的地位所决定，艺伎们平时很少在大庭广众之中抛头露面，她们平日深居简出，外出时不是乘放下帘子的人力车，就是安步当车。步行时还要在头顶上扣上一个宽大的竹编草帽，把整个脸部遮盖得严严实实。

艺伎雅而不俗之处，不仅在于它与妓有别，而且在于它的不滥，不相识的人很难介入，大都是熟人或名士引荐。艺伎大多在艺馆待客，但有时也受邀到茶馆酒楼待客作艺。无论是歌舞还是敬酒，她们都表现得姿态优雅，谈吐不俗，天南地北、古今中外，几乎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总之，在劝酒中总能找到合适的话题。如果你回敬她一杯酒，她会毫不犹豫地端起你的酒杯，一饮而尽，然后深深地向你鞠上一躬，露出涂着一层厚厚白色脂粉的脖颈。艺伎与普通身著和服的日本妇女最大的不同就在于此。普通妇女的和服后领很高，把脖颈遮得严严实实，艺伎们的和服脖领却开得很大，并且有意地向后倾斜，故脖颈全部外露。据说，艺伎的脖颈是最能撩拨日本男人的地方。

同相扑一样，艺伎这一保持着浓厚的日本文化传统的群体相当封闭。行业规定，艺伎在从业期内不得结婚，在年老艺伎的控制下集体居住在一起，否则，必须先引退，以保持艺伎“纯洁”的形象。尽管她们收入颇丰，但精神世界极为空虚，因此在这一群体中，同性恋盛行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日本历史上的艺伎业曾相当发达，京都作为集中地区曾经艺馆林立，从艺人员多达几万人。不过，艺伎业在二次大战后大为萧条了，只是在经济恢复后一段时间内，随着公司公关业的升温，旅游业的兴旺，艺伎又兴盛了一时，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艺伎还保留有几百人之多。但之后随着泡沫经济的破灭，公司生意减少，艺伎业再度陷入低谷，据估计，目前京都的艺伎只不过200人左右，而且陪客的机会也大大减少了，可谓是“门前冷落车马稀”。一些艺馆转作他用，服饰、乐器变卖或出租，艺伎转到夜总会当招待，艺伎业的衰退已成不争事实。

传统意义上的艺伎，在过去并不被人看作下流，相反，许多家庭还以女儿能走入艺坛为荣。因为，这不仅表明这个家庭有较高的文化素质，而且有足够的资金能供女儿学艺。这种观念在今天虽已不太多了，但艺伎在人们心目中仍是不俗的。实际上，能当一名艺伎也确实不易。学艺，一般从10岁开始，要在5年时间内完成从文化、礼仪、语言、装饰、诗书、琴瑟，直到鞠躬、斟酒等课程，很是艰苦。从16岁学成可以下海，先当“舞子”，再转为艺伎，一直可以干到30岁。年龄再大，仍可继续干，但要降等，只能作为年轻有名的艺伎的陪衬。至于年老后的出路，大多不甚乐观。比较理想的是嫁个富翁，过上安稳生活，但这是极少的。一些人利用一技之长，办个艺校或艺班，也很不错。如果有机会能进入公司作个形象小姐，虽只是个“花瓶”，尚可一展昔日风采。当然也有不少人落俗为佣，甚至沦落青楼，就很不幸了。

最初的艺伎多来源于有志献身于这一充满浪漫情调行业的女子，二战后，则来源于为生活所迫的社会上的孤女或艺伎的私生女。由于艺伎的内部管理极为严格，舞蹈训练又极其刻板，莫说年轻人望而却步，就是已步入这一领域的艺伎也多有思迁之念。若干年前，京都地区发生的艺伎罢工事件，充分显示出艺伎面临的危机。目前，日本全国现有的艺伎只有数百人，对于这一典型的夕阳产业，日本舆论众说不一。批评者说，艺伎的产生与存在是一个时代性错误，她是男权至上的时代产物，是对女权运动的莫大讽刺；支持者说，作为日本的一种传统文化，艺伎应得到保存。

培养一名艺伎投入很大，但一旦其出山成名，要价也是很高的，例如出席一场像点样子的堂会，除了付给她们往返机票、出租车票外（即使在东京，招艺伎也必须从大老远的聚居区赶来），还将付给她们每人数十万日元的出场费（大约相当于一个白领的月薪）。特别是年轻貌美的高级艺伎身价更高，一般人员不敢问津，但巨商富贾、花花阔少、大企业大公司却不惜千金一掷。经济繁荣时，大公司为揽生意，总要把请艺伎当成公关手段。

艺伎虽衰犹存，但随着一代艺伎业宗师、曾招待过著名影星查理·卓别林等贵客的中村喜春香魂飘零，也风光难再。衰落是趋势，消亡也只是时间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尚操此业的艺伎却不失信心。她们觉得，艺伎是京都和日本的“脸面”，应该加以保留。她们甚至周游各地，借以提高身价。有的人更明确地说：艺伎是京都的象征，传统的古老文化必须加以保护。近年来，社会上对于艺伎的衰与兴，保与弃还存在针锋相对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