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社会里的一个人际交往准则，是不要让人“迷惑”，也就是不给他人添麻烦。

加缪说：真正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自杀。但是，对日本乃至全世界绝大多数的自杀者来说，他们放弃生命的决定并不是为了思考或解答什么哲学问题。

早晨的电车遇到了人身事故，我通常搭乘的京浜东北线和琦京线被耽搁了一个多小时。命案发生在NEC、博报堂等大公司云集的田町站，那男子当场死亡，影响了包括我在内18万人的行程。报道没有谈及死者的动机，不过，这一类的自杀，我在日本早已司空见惯。

在日本生活的这些年里，每个月乘车都会遭遇几桩此类“人身事故”。日本警察厅统计了2009年上半年的自杀人数，17，076人，比2008年同期增加768人，而金融风暴带来的经济低谷被认为是主因。日本已经连续11年来年自杀人数超过30，000人，2008年的统计是32，249人。我查阅过警察厅之前的年度自杀调查报告，数据颇为详尽，但有一个遗憾是没有自杀手段上的区别统计。某社会调查数据网站上的数字显示，2005年这种跃轨自杀事件为685件。另外，《朝日新闻》的一篇报道提到，2008年仅仅在JR东日本铁道的运营区域内，就发生了280件跃轨自杀事件。如果加上其他私营、公营铁道的话，在东京及周边的首都圈，每天差不多都会遇到一桩。甚至有一日，在不同的线路上都有人跳下站台，造成了东京地区大面积的交通阻滞。

我没有亲眼见过赴死者纵身一跃的场景，但有几次算是擦肩而过。一次是在赤羽车站，对面站台有人自杀，遗体已经被清理完毕。站台上剩下他的几件遗物，一只黑色公文包静静地立在地上，平淡无奇，仿佛还等待着它的主人再次将它拎起。另外两次也是在赤羽车站。我搭乘的电车只有一半驶入了站台，便紧急刹车，乘客被通知从指定的几个车厢出口下车，车头方向已经有工作人员拉起了拦阻线。我坐在车尾，起身随人流前行，心想：我也是那撞死了一个生命的巨大质量的一部分。另一次，我在车站入口处看到了被担架抬出的自杀者，十几名高举布幔的警察将担架围在中间保持移动，从外面什么也看不到，地下亦无血迹。事后通过新闻得知，自杀者被送到医院后经抢救无效而死亡。

跳下铁道的人这么多，铁路和警察方面早就有了反应迅速的应对机制。以我的经历而言，似乎只要二十几分钟就能清理完毕。据说，他们有专用的尸袋和遮挡并清洗现场的器具，以避免刺激别人的感官。所以，当今早电车耽搁了一个多小时，让我竟有些不耐烦了。

这些跃轨自杀者虽然是少数，却产生了实实在在的社会影响。特别是对车辆的驾驶员和自杀者身边的人们而言，眼睁睁看着一个活人迎面扑下，那份心理震撼可想而知。按理说，这类电车的驾驶员本不是一个和死亡距离如此之近的职业，但前赴后继的自杀者，令他们每天的当班都隐含着未知的风险。

日本社会里的一个人际交往准则，是不要让人“迷惑”，也就是不给他人添麻烦。某日在站台上，几名中学生大声喧哗忘乎所以，同伴中便有人出来劝说打住，以免“迷惑”四周。为了不“迷惑”别人，日本人在生活中会表现得比较自立，遇到问题不喜欢求助而独力硬撑；另一方面，在日常公德方面，这也造就了一种无形的约束。记得还有一次，四五个小学生，七八岁的小女孩儿在车厢里不小心弄洒了饮料，就用随身的纸巾蹲下去擦拭。旁边的一些成年人冷眼旁观，等到女孩儿们的纸巾用罄，有人不吭声地递过来几张。女孩儿们一边擦，一边向四周鞠躬致歉。这是一次有关不可“迷惑”的很好的诠释，可能会有人感慨于日本人在恪守社会公德上的水准，但跃轨自杀者的激烈举动，则展示了日本人内心世界的另一面。

自杀的手段很多，若必求一死，跳楼或许最为可行。其他如服毒、烧炭、割腕等，都是一己的自行了断。但跃轨的做法，无疑就是要给别人带来“迷惑”，就是要让自己的死成为公众事件。之所以自杀事件在赤羽多发的原因，我想是因为此间为一交通枢纽，造成的不便也比较大吧。同样，首都圈地区的跃轨，多半是在上班高峰时期的繁忙线路和车站，每一次都能令数万人被迫迟到。假如有人准备赶往机场，说不定还会因此错过航班。听说自杀者还会给家人添不小的麻烦，因为依照法规，运营受阻的铁路部门有向家属要求一笔高达数千万日元赔偿的权利，尽管考虑到其处境，多数时候并不付诸实施，可遗属还是要按惯例缴纳所谓“迷惑料”。所以，跃轨自杀者的做法，就是用结束自己生命的行为给生活的世界一次完全不负责任的“迷惑”。在他/她的心里，除了对生存的无可留恋之外，也许还有一种反社会的心态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