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却多有隔阂与怨恨，历史的吊诡让人唏嘘。一个日本学者说，近代日本之所以能成为亚洲强国，而且数度欺凌中国，主要原因乃在于日本对于中国的了解远甚于中国对日本的了解。此看法虽不全面，却也道出了诸多事实。去年，我在日本讲学，记录了一些感触和印象。尽管这些片段难免偏颇，但片段的叠加总会逐渐接近事实。

对待客人事必躬亲

9月1日，北京机场，9点40登上飞机，而后整整等了40分钟才起飞。

东京时间下午2点10分到成田机场，但一个半小时后才出来。看到国谷知史老师来接我，首先感到的就是歉疚。因为我的错误———早到了一天，使得作为民法教授的他耽误了中日学者有关中国物权法的一个研讨会。还有一点使我颇有感触：他亲自来机场接我。在国内，如果来访者并非十分重要的人物，学校或学院往往是派学生接送，教授只是在学校等候。

国谷领我坐新干线到新潟，在车站陪我吃了晚饭后，又送我到大学的“有朋会馆”住下，时间已经是东京时间晚上9点多。这个会馆的名字自然是取自《论语》：“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而且，门厅中的确有日本书法家书写的《论语》题联。尽管这里住的人并非都是来自中国，但还是能强烈地感受到中日之间文化上的同源性。

一到日本我就知道了，日本现在也加入了禁烟的行列，凡公共场合都不许抽烟。国谷不抽烟，但他特意领我到东京地铁总站的一个咖啡馆喝咖啡。原来这个地方可以抽烟，咖啡馆里的多数男女都在吞云吐雾。

日本人的“主随客便”

到新潟大学后，与国谷老师一起到法学部办理手续，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如何解决手提电脑的电源问题：需要电源转换插座。法学部秘书冈绫子给我找了半天还是未果，后来就专门去商店给我买了一个。日本人办事周到和快捷，由此可见一斑。我把一盒四枚的镀金古币奥运纪念牌、一个小哨子和一个奥运笔记本送给她，说送笔记本是希望她的孩子学习好，哨子希望他们身体好———我不知什么时候变得如此能说会道，把很小的礼物说得意义如此重大！

后来在我离开时，冈绫子专门向我还礼，说是“小礼物”，回来打开看，一件似是头巾，一定是给我太太的，一件是一个MessagePad，是给我的。了却了私事，冈绫子拿出一个签名册，请我签名留言，看来是这两年才实行的，原来可没有这一套。我就写了“互知方能互信，愿中日学者、学生多交流”几个字。

值得一提的是，冈绫子在大学时学的就是中国文学，所以中文很好。她开始工作时就负责与北京大学法学院进行联系的工作。结婚后，她已经不姓冈了，按日本习惯从了夫性。但似乎所有中国人都不知她现在姓什么，还叫她冈绫子，她在给中国人写信时也签原名。在这一点上，日本人与中国人近似，遵从“客随主便”的原则，不过我作为客人还是依然不改称呼。况且，日本人大概也知道中国人称一个人的旧名意在显示关系亲近。欧洲人就不一样了，他们无论如何都会强调自己现在的名字，如果你不用现名称呼他们，他们就会非常生气，认为你不尊重他们。

日本人的细致

从成田机场坐火车到东京，国谷老师带着我向出口相反的方向走，我有些不解，他说：你不是想抽烟吗？原来他是专门带我找吸烟区。只是，吸烟区被设在站台上比较偏远的地方———那是一个不太大的玻璃房，许多人挤在里面过瘾。我抽了一支烟后出来对国谷戏言说：这种限制是对吸烟人的歧视、对人权的践踏！而国谷却说看到了一群未开化的猴子被关在笼子里面向游人展示！

还有一天，我和国谷老师吃完晚饭后一起散步。这种事不常见，我以为这是因为他前几天在和式餐馆吃饭把腰扭了，我当时曾建议他多散步，所以他就真的散步了。但其实，他是要带我去买书，因为在从西餐馆回来的路上，原本是想到大学前面的二手书店看看，但出来时书店已经关门，所以国谷就要带我去另一个书店。他的确非常细心，刚才吃饭前我为掩盖烟味而嚼着口香糖，到餐馆后不知往哪里吐，他看我环顾左右的样子，马上就知道了我的心思，拿出了一张面巾纸给我。

(作者系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