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学者再诺贝尔物理学奖，这并不意外。半个世纪以来，在理论物理这块土地上，日本已搞成气候，形成传统。

就说这次获奖的益川敏英、小林诚，两人都是大物理学家坂田昌一的弟子。而坂田昌一（1911～1970）和汤川秀树（1907～1980）、朝永振一郎（1906～1979）都是日本基本粒子研究的泰斗。其中，汤川秀树1949年、朝永振一郎1965年分别获得诺贝尔奖。

其实，论名气，坂田昌一当年并不逊于汤川、朝永二人，只不过他活得太短。虽然他本人无缘诺贝尔奖，但是他弟子为他争气，终于在他去世近30年之后，为他挣了一个脸面。

很多年前，中国人就知道坂田。1963年，国内的《自然辩证法研究通讯》杂志复刊，第一期就曾转载了坂田昌一的论文《基本粒子新概念》。我们知道，毛泽东对物质无限可分性问题非常关心，所以这篇东西就引起毛泽东很大兴趣。1964年8月，在北京友谊宾馆举办国际科学讨论会，日本代表团长是坂田昌一。8月19日，毛泽东接见他。见面时。毛泽东跟他握手，第一句话就说，“你的文章写得好！”据说，此后毛泽东曾几次对徐涛、周培源、于光远谈起过坂田昌一。

10月7日晚，日本NHK新闻节目反复播放了益川敏英、小林诚以及美籍日裔学者南部阳一郎获奖的消息。而当天东京各报发了号外，次日，日本各主要报刊均以一版头条报道了这个消息。同时，还配发社论。而麻生首相则称赞他们获奖给日本带来一个喜悦的讯息。

读国内消息，在报道诺贝尔奖时，往往会提出，为什么中国人没有获奖者？什么时候中国人能获得诺贝尔奖？其实，这里不光是经济实力问题，而还存在一个我们常常忽视的学术传统问题。

我们知道，汤川秀树与朝永振一郎获诺贝尔奖时，日本经济还没有今天这个规模，尤其是汤川秀树，那个时候日本还是百废待兴。但是，有一点我们必须看到，不论日本对外战争如何折腾，大学中基础研究并没有受到根本影响，尤其是仅仅需要一张纸、一支笔的理论物理学，更是保住了这个传统。

大约十年前，笔者曾参加一项目：日本大学传统研究。笔者走访了一些大学校长，发现日本各大学，都很重视传统，他们将传统视为生命。其实，上边谈的坂田昌一、汤川秀树、朝永振一郎几人，都是京都大学毕业生，而这所大学，强调的是“自由学风”，不论研究还是校内活动，该校都鼓励学生自主独立。这次获奖的益川敏英虽是名古屋大学研究生院毕业，但是他毕业后即在京都大学任教，也可说继承了“自由学风”的传统。

以国内学界的标准，也许益川敏英当年根本无法考入名古屋大学，因为他不太“与世界接轨”。首先，他考研究生时，德语白卷，而英文成绩也很常差。据说他至今还没有申请过护照。以前，很多外国学会邀请他发表演讲，可是他嫌用外语麻烦，一概推辞。而这次去斯德哥尔摩领奖，将是他平生第一次出国。

笔者觉得，我们国内大学，今后招生时，应更加注重学生的研究兴趣、个性。比如益川敏英，在他小时，每天跟他父亲去澡堂洗澡，在往返的路上，他常听父亲讲电动机运转原理、月食成因，这引起他对科学原理的兴趣。他投考名古屋大学时，最大的动机是想师从坂田昌一。

益川敏英是一个性情中人。小时，他总是开着收音机学习、而至今，他仍是开着电视计算、思考。他的学生都知道，益川不喜欢正襟危坐的学习方式，他说，那样会束缚他自己的思想。益川还酷爱数学、杂学，但却不喜欢小说。他同学还记得，他在做助教期间，曾任大学“生活协同组合”（日本大学中的一种自治组织，旨在提高学生教员的消费生活质量）干部。那时，他常抓紧时间，用传单背面计算。晚上，他则找他的同学小林诚侃，讨论共同关系的题目。

笔者以为，大学传统不必强求一致，不必所有大学都去拿诺贝尔奖。看日本大学，并非每所大学都瞄准同一目标，而是各有侧重。比如早稻田大学，建校当年，目的之一是为培养全日本的村长，也是强调“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所以，这所学校作为庶民大学，深深扎根日本民间。而毕业生中，大政治家、大新闻工作者辈出。而东京大学，则培养了很多治国官僚，这所学校的学生，在每年高级公务员考试时，人数总是名列前茅。其他如庆应大学，其毕业生则倾向工商业界，在校生中，富家子弟也较多。

这些年来，日本诺贝尔奖得主已有15人，这些获奖者，我们能看出一个学术传统的线索。他们的全国学术机构没有一窝蜂都去争诺贝尔奖，但是几个学术机构，侧重搞一个或几个问题，形成传统。这些机构，也并非一定要投入多少重金，更多还是培养自由、宽容、个性的学术传统。笔者以为，只要中国学界坚持、发扬我们的传统，持之以恒，重视基础理论，尊重学术自由的学风，中国科学界，将会在不远的将来，迎来一个群星璀璨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