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民党》

　　在世界的现代化进程中，日本由于其令人惊异的表现，总是不断引发人们知性的好奇：日本为何如此成功？为说明日本现代化的殊异表现，迄今为止学者们细致地寻找了各种变量——各种日本特殊的或者说有日本特色的要素。二战后的日本自民党（自由民主党），就被认为是这样一种要素，并成为经典案例：从1955年成立到2009年9月大选败北，除了一个极其短暂的期间外，自民党一直单独执政或在联合政权中居主导地位。这种政党制度被认为有助于日本的现代化。然而，由于描述变量关系的现代化函数自身没有得到恰当的理解，单独分析这些要素，无异于幼童辩斗日之远近。

　　那么，如何理解日本的政党制度，自民党的本质究竟何在？我们需要把问题掰开来看——自民党这个被称为广义“一党制”下的政党，为何能爆发出如此巨大的能量，出色地将日本引向现代化的正确轨道？或者，缩小我们的观察视野而去询问：该党为何能做到超过半个世纪的长期执政？再或者，不惜把我们的格调降低而继续追问：为什么如此强势的政党没有必然发生令正直人士厌恶的堕落，比如世界史中屡见不鲜的独裁与腐败？要寻找可能的答案乃至教益，我们要求助于历史。

　　1955年11月，日本民主党与自由党这两大保守主义政党合并，成立自民党，史称“保守合同”。该党势力庞大，政治学者北冈伸一在其著作《自民党》中打比方说，它相当于“二战前处于鼎盛时期的政友会、贵族院、枢密院、陆军与海军全部加在一起的力量”。尽管如此，这个力量却未走向专政，遑论暴政，最终在指导日本现代化建设中得到了完全的释放。

　　关于自民党长期执政，北冈指出了三点要因：（1）国际上的冷战体制；（2）国内的中选举区制度；（3）党内的派阀（派系）体制。作者指出，如果没有战后日本左翼政党的强势存在，两个保守主义政党不会有特别的动机进行联合。同样，如果日本采用有利于两党制形成的“小选举区制”（各政党在每一个选举区内只能推荐一位代表），那么自民党或者因巨大化而分裂，或者迫使左翼的日本社会党采取更为务实的策略，以成为具有竞争能力、执政能力的政党。如果说这两个要素成为有利于自民党执政的制度条件，那么党内派阀间的竞争体制，则成为自民党活力的源泉。有了活力，党就不会僵化，就有了长期执政的可能。

　　不过，重读日本自民党的历史，让人感慨万千的，既非特定制度令人意外的结果，亦非自民党内部派系为夺得最高权力而进行的竞争乃至斗争，而是一出波澜壮阔的历史演义，主角正是自民党的那些政治家。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自民党（包括其前身）政治家在战败、被占领的混乱局面中，力挽狂澜，在内政外交各个领域全面开花——讲和条约、经济发展、美日同盟、冲绳归还，等等，这些成就让人刮目相看。这些奠定日本今日格局的政治成果，在建党不到三十年内便已达成。更让人惊讶的是，自民党政治家几乎是踏着时代鼓点取得上述业绩的。这只是制度的功效吗？非也。徒法不能以自行，苟无其人，制度只是懦弱者的拐杖，而非进取者之利器。在这个意义上，自民党的历届总裁，可以说英雄榜上悉数有名：鸠山一郎、石桥湛三、岸信介、池田勇人、佐藤荣作、田中角荣、三木武夫、福田赳夫、大平正芳……那么，这些最终执掌国柄的人物是怎样炼成的？自民党的派阀竞争体制提供了一种有效的解释。

　　在旁观者看来，更重要的是，这种党内派系之争并未牺牲国家与国民的利益。更进一步说，国家与国民的利益正是在派阀体制的运作中不断得到揭示、确定与实现的；现代化的各种业绩就是这种利益得到实现的直观表达。

　　首先登上党史舞台的是鸠山一郎，他于1945年末创建了自由党。该党虽在翌年的大选中获胜，但鸠山却被盟军司令部以战争责任名义“开除公职”。此后数年间，接替他出任党首的吉田茂左右了日本政坛。随着1952年8月鸠山复归政坛，派系之争立刻爆发。据说两者曾有约定，鸠山复出后，吉田将交出党的领导权。但已然执政数年的吉田，此时已不肯放手。此后两年间，吉田-鸠山两派围绕宪法改正、重新军备、小选举区、经济政策等议题，展开了激烈的攻防。1954年12月，鸠山最终胜出。这种竞争导致了保守主义政党势力衰弱，而左翼社会党则势力大增，俨然有夺取政权之势。对应这种局面，鸠山合纵连横，完成了历史性的“保守合同”。

　　如果说吉田的政策是占据美国反共势力的一角，那么反吉田的鸠山则是通过推动日本与苏联外交关系的正常化，确立了自己的路线。我们看到，派阀竞争促成了日本长期国家利益的实现。吉田通过“美国一边倒”政策，顺利实现了日本的自立；而鸠山的对抗路线则使得日本重归中间道路。

　　1956年12月鸠山下台，原民主党的岸信介派与原自由党的各派阀展开竞争。自由党各派联手，最终将岸挤兑出局，石桥湛三政权诞生。作为施政目标，石桥打出了“对美自立”、“福利国家”等课题。然而，由于感冒引发肺炎，石桥于翌年2月毅然辞去了首相职位。此举展现出来的品行之高洁，让当时及后世人们击节赞赏，但亦令人为之惋惜：如果石桥健在，日本与中国外交关系的正常化将指日可待。

　　石桥意外病倒，岸信介顺理成章地成为首相。岸早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其后进入当时的农商务省（通产省前身），成为一名技术官僚。这种经历为他出任首相后，在制定经济政策（比如制定中小企业育成法、国民年金法等）时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在外交上，他介于吉田与鸠山之间，采取对美国不即不离的方针。通过讴歌“自主”、“对等”的观念，修订日美安全保障条约，这成为他最大的业绩。该条约的主要内容在今日依旧有效，足可证其政治智慧。围绕条约内容，日本各界产生了激烈对立，引发了大规模的学生运动，史称“安保斗争”。岸在宪政框架内，以强硬手段通过条约后，功成身退，于1960年7月辞职。

　　在接下来的第四任总裁选举中，池田勇人在各派竞争中胜出。池田早年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后进入大藏省；期间因染病，有过惨淡的生活经历。或许源于这种经历，池田的政策集中在经济上，尤其以贯彻“国民收入倍增计划”闻名。池田当政时，日本“高速经济增长”已经持续了五年。他敏锐地发现并满足了国民的期待：分享经济发展的实际好处。外交上，池田延续了对美协调的既定政策。1964年8月，喉部发生疾患后，他对国民深鞠一躬，辞去了相位。

　　总裁竞争再开，这次胜出的是佐藤荣作。此后若干年，佐藤稳稳地将日本这艘经济高速腾飞的战舰操控在手中。不过，由于长期执政带来的懈怠，党内与政府内出现了滥用职权的现象，这遭到了媒体与在野党的猛烈抨击。1966年9月，在他进行国内视察、参观小学校舍与养老院等设施时，遭到记者当场呛声：“只看这些一流设施，你怎么能知道实际情况！”《朝日新闻》也发表了苛评：首相过来跟我们说几句话，就认为我们会高兴，“国民可不是那种老好人”。这句话的潜台词是：你们为政者给我老实点儿。

　　由于经济持续发展，佐藤勇往直前，给自己提出了新的政治课题，那就是“冲绳返还”。国家利益得到了与时俱进的界定与追求。佐藤制定的返还政策是“无核武器、与本土地位等同”，并以内阁前途为赌注，放手一搏。显然，只有真正的政治家才能展现这种智慧与魄力。1972年5月，冲绳的行政权从美国转移到日本。佐藤大功告成，不久即宣布辞去首相职位。

　　在同年的第六任总裁选举中，田中角荣、三木武夫、福田赳夫、大平正芳同时登场。经过一番令人眼花缭乱的竞争，田中胜出。值得一提的是，此前佐藤为收回冲绳，要避免刺激美国参议院中的亲台湾派议员，所以他谋定后动，故意在联合国大会上展开阻挠中国恢复资格的行动。中美秘密交涉曝光后，他心安理得地交出了政权——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来说，与中国恢复外交关系已成为燃眉之急。田中政权开门红，出色地完成了这项任务。日本国家利益再次实现了最大化。

　　与前几任首相不同，田中小学一毕业就进京谋生，从事土建行业。他充分发挥了天赋之才，很快聚集了财富。1947年，他竞选议员成功。田中异乎寻常地发挥了法律的作用。据统计，在担任议员期间，他首倡并成功通过的法案，达八十余件，远远高于同侪。另外，在国土开发、保障性住宅建设、道路建设等事关民生的政策领域，他也发挥了杰出的才能。他以“决断与施行”的能力赢得赞誉，又以反面的“独断与暴走”遭受批评。1974年11月，周刊《文艺春秋》刊载了一篇题为“田中角荣研究”的论文，揭发了他运用各种违法手段获取资产的过程。在各界的强烈批判下，田中不得不很快交出政权。在近乎有洁癖的日本政界，权力的使用若超过某一道无形的线，即用于营私舞弊，这对于任何政治家来说，都无异于自杀行为。

　　自民党内的派阀斗争再次炽热化。由于这次党自身面临危机，为防止党内过度斗争引发国民的质疑，主要对立的福田派与大平派达成和解，共同推举中间派的三木武夫出任首相。显然，这是对自民党损害最小的合理行为。三木在政策上采取了一系列“反对”政策：反对权力滥用、反对大企业专横跋扈、反对盲目追随美国，等等，这成为他的特征。其实，由于没有经过竞争的洗礼，三木政权注定是弱势的，从而也无法有所积极的行动。翌年7月，田中角荣因受贿嫌疑被捕入狱，自民党政权进入危机时刻。经过一番党内激烈的讨价还价，同年底三木交出政权；多年来被视为首相候补的福田赳夫，终于如愿以偿。

　　据说，在这次党总裁竞选中，福田与竞争对手大平正芳订立了密约，即大平此次支持福田，两年后福田派投桃报李，支持大平。在接下来的执政期间，福田政绩不俗。于是在1978年末的总裁选举中，他决意再次出马。这让一直等着“禅让”的大平恼羞成怒。两派经过激烈角逐，最终大平胜出。

　　大平被视为日本政治家中首屈一指的知性派。在政权成立之初，他的一番谈话让人耳目一新：“我将坦率地向国民呼吁，什么是政治可以做得到的，什么是政治做不到的，以及什么是政治不应该做的。因此，我决定将最大限度地尊重国民自由的富有创造性的努力。”据说，大平视“兴一利不如除一害”这句中国元朝政治家耶律楚材的说法为座右铭。“千古之下，自有定论”，耶律楚材当年对政治的洞见，竟在海外找到了知音与明证。这也不足为奇。方轨前秀，垂范后昆，这正是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政治家的底色。单是这一传统，这一底色，就足以让人心存敬意，心生感慨，甚至让人嗟呀一番。

　　日本战后最初的数十年，可谓是自民党政治家的英雄主义时代。或曰：这得益于天时、地利、人和。诚然如此，但这些条件又何尝不是这些富有激情、责任感与眼光的政治家创造出来的呢？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毁灭性打击，这些政治家终于理解了民主主义，理解了自由，更理解了人性。正是这种对政治、对人性的理解与尊重，才有了日本战后异彩纷呈的现代化建设。

　　显然，派阀体制能有效发挥作用，与获取选票这一现代政党的工具本质密切相关。在日本内阁制民主制下，自民党政治家要问鼎首相宝座，必须经历国会选举与党内总裁选举的双重考验。正是在这种激烈的竞争中，真正的政治家得以造就，得以脱颖而出。

　　在这些政治家看来，自民党（及其派阀）无非是一种工具，仅为获取最高权力而存在。这个工具是为政治而生的人的工具，而非靠政治渔利者的工具。二者境界迥异，形同霄壤。为了取得政权，政治家必须谦恭、诚实地回应国民的要求。正因如此，在国民眼中，政党乃至政治家又无非是他们实现自身利益的工具。对于这一工具的看法，无须任何的指手画脚：工具若可用，就继续使用；若不可用，就换一个。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日本自民党的成功，日本的现代化与政党的关系，何不做如是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