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中国的经济大蛋糕越做越大，今年GDP总量有超过日本的趋势。日本有一点与中国很不同，就是在每个大都市里面都看不见“农民工”独特的身影。笔者经常听到日本人说：“在日本，没有城乡差别”。日本化解“农民工”问题的经验对中国有不少可借鉴之处。

    农民工也曾遭遇不平等

    来自日本厚生劳动省的资料表明，1955年到1975年，日本平均每年有72.5万“农民工”进入城市，转入非农产业部门工作。这段期间，“农民工”占就业总人数的64%。当初，日本“农民工”进城以后，也是绝大多数从事建筑业和制造业的工作。统计表明，1971年，东京横浜一带的“农民工”占全体劳动者的47.4%，东京阪神地带则占15.8%。“农民工”中9成为男性，大多是没有成家的年轻人。

    与中国今天的情形类似的是，日本当初的“农民工”也面临着从工资到保险与城市工待遇不平等的问题。欠薪事件等经常发生，从事高速公路、隧道建设的“农民工”还身染“尘肺症”等职业病，有的甚至为此死去。但日本毕竟用20年的时间完成了“农民工”的转型，或者说是在20年的时间里化解了“农民工”问题。

　　经济起飞时就开始转型

    日本的做法简单说来，首先是日本的户籍制度决定了“农民工”的移动自由。在日本，不存在所谓“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问题。也没有户口本，只有所谓的“誊本”。一个人准备长期出行到外地的时候，只要把自己的“誊本”从当地政府登记迁出，再于14天之内到所到之地政府登记即可。这种自由往来的户籍制度，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劳动力的流动和经济的发展。

    其次，日本城市的住房制度也让“农民工”安定下来。在日本的城市里面，有公营住宅、住房公团等对中低收入家庭居住进行保障住房的制度。这种住宅中有的当初就是为了接受“农民工”而兴建的。

    再次，日本采取的是全民保险制度，进城的“农民工”都要加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事故保险、雇用保险等。这种一视同仁的保险制度，看起来是增加企业的负担，实际上确保了企业的劳动力来源，让企业不至于出现“劳工荒”。

    第四，最为重要的应该是日本的教育制度。日本实施九年义务制教育，学龄儿童转迁之后，必须在3天之内到当地教育委员会报到，由其安排入学。他们不存在借读和赞助入学问题，更不存在要回到当地参加高考的问题。

    重要的在于，日本这些化解“农民工”的制度并不是在日本经济发达以后实施的，而是在日本经济起飞阶段就开始逐步实施。因此，说这些制度促进了日本经济的发展，应该是公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