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维平:“目前北京市焚烧厂的设计是按照混合垃圾入炉设计的，不是说必须对原料有过多苛刻的要求，不是这样的。”

对于这样的说法，长期关注德国、日本等国家垃圾焚烧问题的著名环境学者李皓提出了质疑。

环境学者李皓:“我们国家现在要上一些垃圾焚烧项目，我不是完全反对，但是这个前提条件是，必须是含高能源物质才能去烧，你不能够不能烧的烧全部混在里边烧，那就出大问题，那个就是产生二噁英的一个最大的一个温床。”

李皓告诉记者，垃圾焚烧过程中产生二噁英有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含有氯元素。而垃圾当中的塑料袋、泡沫饭盒等含氯塑料制品和含盐分较多的厨余垃圾，正是产生二噁英的“罪魁祸首”。因此，如果对混合垃圾直接进行焚烧处理，其后果可想而知。

李皓:“垃圾是混着的，这么脏的垃圾烧谁都要反对，我也要反对。”

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发布的一份研究报告显示，在北京市生活垃圾的成分中，厨余垃圾占69.32%、塑料制品占9.78%，纸类、金属、玻璃等其它垃圾占20.9%。在李皓看来，北京市的生活垃圾中有近80%的成分是不能焚烧的。但北京市政府参事王维平却不这么认为，他对高安屯垃圾焚烧厂的技术设备充满了信心。

王维平:“它有比较复杂的烟气净化系统，投资昂贵，那么主要的方法包括一些布袋、冷却、水幕，也包括通过控制炉温，来使得二噁英的排放达到0.1纳克，这0.1纳克的标准是国际上最严格的标准。”

王维平表示，他完全理解周边居民对垃圾焚烧厂的担心，因为此前高安屯垃圾填埋场的确对周边环境造成过一定的影响，也正因为这样，他们对垃圾焚烧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王维平:“它要实时地按照标准来运行，实时地向社会公布，在线监测你的数据，要接受监督的，我们也希望公众来监督，因为这个实时监测的牌子，液晶显示屏，将来时要放在大门口外面的，老百姓可以随时看到，看到以后就举报。”

国外为解决垃圾问题开始了其它探索

从刚才的报道里看到，即使在技术专家中间，主烧派和反烧派的观点也是针锋相对。实际上，垃圾焚烧技术确实走过一段曲折的发展过程。它起源于19世纪末的西欧和美国，但首先大规模采用这项技术的是地少人多的日本，上世纪70年代起，日本在全国极力推广垃圾焚烧，但由于缺乏监管，对二噁英污染认识不足，随后付出了惨痛的环境代价。

日本对垃圾焚烧的依赖程度居全球之首，焚烧厂的数量占全球的70%，全国有60%的城市固体废弃物通过焚烧处理，这导致大气中的二噁英含量严重超标。20世纪90年代，日本大气中测得的二噁英水平竟然是其它工业国家的10倍。

环境学者李皓:“日本有些学者就认为，日本产生一些污染问题，包括一个是危害人的身体，甚至可能还危害一些生物领域一些动物发育，就高度怀疑是二噁英的这些引起的。”

在经历了“垃圾岛事件”、“琦玉县蔬菜二噁英事件”等一系列污染之后，日本政府开始制订更为严格的垃圾焚烧排放规定。1999年7月，日本颁布了《二噁英特别措施法》，大幅提高二噁英的排放标准。严格的排放标准使垃圾焚烧的成本上升，导致大量的垃圾焚烧厂关闭。据日本环境保护部统计，仅1995年至2005年间，就有500座垃圾焚烧厂被迫关闭。

日本国立环境研究所化学环境研究领域长柴田康行:“为了能够达到在环保上的新的要求，我们有一个复杂的方法去消除二恶英从焚烧炉中，所以很多小型的老旧的焚烧炉被销毁了，我们建造了一些新的大的焚烧炉，所以，现在焚烧炉在数量上是减少了。”

近些年来，国际上时不时爆发二噁英污染事件，造成的危害也呈现出上升趋势。1999年比利时的家禽和蛋类中发现了高含量二恶英，还有日本的垃圾岛污染事件等等，这些事件追根溯源绝大部分都是垃圾焚烧厂惹的祸，百密难免一疏，再先进的技术也只能是技术，不可能是保票，为此，西方国家为解决垃圾问题开始了其他的探索。

导致日本垃圾焚烧厂关闭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垃圾减量法规的实施。自2000年起，日本先后颁布实施了《家电回收法》、《食品回收法》和《包装法》等与垃圾减量相关的法律，推行“净菜进城、垃圾计量收费、限制过度包装”等多项措施，以东京为例，到2008年，全市的垃圾年产量降低到了20年前的50%，这导致东京的25座垃圾焚烧厂中有10座因无垃圾可烧被迫关闭，而日本全国的垃圾焚烧厂也由最高峰时期的6000多座减少到了目前的1800座。

美国环境健康基金全球化学安全项目总监约瑟夫·迪冈:“有人形容垃圾焚烧炉好像是一个饥饿的怪兽，需要东西吃，如果你没有足够的废物，那使用垃圾焚烧炉就不经济实惠了，当他们建造了太多的垃圾焚烧炉，后来他们发现他们没东西可烧了，因为通过再循环等其他方式，他们就没足够的废物了。”

德国持久性有机污染物专家罗兰·韦伯:“当你计划建焚烧炉，你需要首先考虑，到底有多少废物是要循环利用，而哪些是你们不需要(可以焚烧)的，我认为你们会作出一个到底需要有多少焚烧炉的决定，但是你们真的需要小心，不要重蹈日本的覆辙。”

“不要重蹈日本的覆辙”是罗兰·韦伯在垃圾处理问题上给中国的一句忠告，然而这也正是环境学者李皓所担心的。根据对北京城市生活垃圾成分的调查，去掉厨余垃圾、塑料、金属、玻璃和可回收纸类以外，真正可用于焚烧的垃圾只有10%左右，而按照北京市的规划，如果到2015年垃圾焚烧比例要达到40%，则意味着焚烧能力可能真的会出现过剩。

环境学者李皓:“我就特别担心你建了这么多垃圾焚烧厂没有这么多废物来焚烧的，我个人认为，到了2015年北京的垃圾量不会那么多，你建上那么多垃圾焚烧厂的话，你没有垃圾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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