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放与发展、财富和福利的创造有着密切的关系，对于这一观点，当今学者没有太大分歧。开放不仅是指市场、商品和资本的引进，而且也意味着社会、文化和心态的开放。已故的邓小平先生于30年前提出了改革开放政策，中国人民因此受益匪浅：贫困人口大幅减少，生活水平得以提高，同时，科学、音乐、艺术、教育、建筑、出入境游等领域都蓬勃发展。当然，开放也会带来一些消极影响，但是总的来说，一个社会越开放，那么本国公民以及其他国家就会受益更多。

    开放程度已经成为全球化的驱动力之一，而几乎所有国家的开放程度都已大幅增加。这是很自然的，因为全球化可以描述为：更加开放的经济与社会的更强大的融合。

    然而，在这一普遍的全球化环境中，人们遭遇了“日本悖论”。21世纪初在众多国家中，惟独日本变得越来越内向。当然，这不是像朝鲜或缅甸意义上的封闭。然而，以任何一个标准来判断，包括经济、结构和文化上的标准，日本都处于全球化的外围。这种精神上内向及其政策对本国公民很不利——缺乏开放性已造成日本经济在过去几十年里极度萎靡——而且也有损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日本没有成为全球性经济增长的动力，也没有为全球议题做出多大贡献。尽管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国之一，但是它在日内瓦的表现，例如在世界贸易组织的表现，几乎是看不见的。

    这一悖论并不单单是指这个全球化时代的一个主要大国、目前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变得更加内向型，同时，它与日本自身传统的一个重要部分及其取得的成功相对立。事实上，在19世纪下半叶，那时的“日本悖论”表现在日本成为惟一成功创造了辉煌的工业经济和现代化的非西方国家。日本取得这一成功的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其愿意向外国的思想和影响打开国门，并在务实的基础之上加以应用。在20世纪60年代，思想开放方面也同样如此。那时，我还很年轻，住在东京，见证了日本国民巨大的求知欲，并为之震惊。

    不知出于什么原因，事情发生了变化。20世纪80年代，日本社会变得越来越内向和民族主义。在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第一个十年间，在全球市场和信息技术的巨大变革中，日本完全处于社会边缘，或者日本将其自身边缘化了。

    下列两种现象能很好地说明这一点。第一，日本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国家当中不允许用户使用移动电话系统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通话。第二，日本的大多数自动取款机拒绝接受非日本发行的信用卡。因此，在这两个鲜明的全球化标志中，日本脱离了其他国家和地区。

    在这样一个有着不可避免的冲击和动荡的全球性重大转变时期，像日本这样的大国如果以自我为中心，无视世界其他国家，是很危险的。正如英国首相戈登·布朗(Gordon Brown)所说，全球问题需要全球性的解决方案。但是，全球性的解决方案与狭隘的心态无缘。

    我与约翰·哈夫勒和托马斯·卡萨斯·克利特合著了一本题为《日本开放的未来：全球公民的议程》的书。在书中，我们分析了日本过去的成就和失败，及目前所面临的挑战和未来的前景，同时呼吁日本对外开放并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一起积极参与对话和行动。

    20世纪下半叶一个巨大的反差是德国与其邻国以及昔日仇敌，尤其是法国与英国，言归于好并建立了强大的伙伴关系，而日本则没有与其邻国中国和韩国创造意义深远的和平，更不用说建立伙伴关系。日本开放的未来之第一步是必须与其邻国持久地改善关系。这将是其在动荡时代中创造和平与繁荣的重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