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害者救助组织——“光协会”事务局长平松正夫（右），“光协会”理事长也是受害者之一的小畑芳三（左）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郭一娜/摄

1955年，毒奶粉事件发生后，焦急的母亲抱着喝过森永奶粉的孩子在医院就诊。

    日本人也曾像目前很多中国人一样，深受毒奶粉之苦。53年过去了，当年的受害婴儿大多已经步入中年，但是对于毒奶粉的痛苦记忆，仍然挥之不去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郭一娜发自东京 “看到中国发生了奶粉事件，我很痛心。那些孩子会不会也重复我们走过的路？”
    10月7日，大阪车站附近的咖啡厅，53年前森永砒霜奶粉的受害者天野美奈子对《国际先驱导报》记者说道。天野起身，为记者撩起长裙，脚跟处的红色斑点很醒目，“喝了毒奶粉后，一直有这样的后遗症。毒奶粉改变了我的人生。”
    1955年8月24日，日本著名乳制品企业森永公司承认，自1955年生产的奶粉中，将有毒化合物当作乳质稳定剂添加到奶粉中，而这一添加物来自于提炼铝矿石后的工业废弃物，在脱色和再结晶后生成了含大量砷的化合物（俗称砒霜）。森永就是把这些劣质的添加剂加入奶粉中的。
    截至2007年，毒奶粉受害者达13426人，在事故发生一年内，共有130名婴儿不幸死亡。
    53年过去了，当年的受害婴儿大多已经步入中年。但是对于毒奶粉的痛苦记忆，仍然挥之不去。

满月婴儿：喝完毒奶全身发黑

    1955年1月出生的小畑芳三是家里七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出生后，母亲乳汁不足，所以给他买了森永奶粉来喝。“据母亲回忆，我喝下奶粉就吐，而且还出现全身发黑的症状，伴有呕吐和腹泻。”当时因为没有其他食品，所以到8个月大时，小畑一直在喝森永奶粉。
    “这期间，父母带我去医院检查，但是医生当时哪知道是喝了砒霜奶粉的缘故。说我就是夏季风寒感冒。但是吃完药后，症状总也不见好。”
    几个月大的婴儿不会说，只会哭。彻夜哭泣成了小畑表达痛苦的唯一方式。出于对森永的信赖，父母从未怀疑过奶粉有问题，依然按时按点给孩子喂着奶粉。截至当年8月24日，他已经喝下了15罐森永奶粉。从1955年6月开始，冈山县的医院已经流行着出现婴儿奇病的说法，而且患病婴儿几乎都饮用森永奶粉。不幸的是，在森永向外界公开毒奶粉事件前，已经有22名婴儿夭折。
    “那时没有电视，消息主要通过广播和报纸传播。父母看到报纸刊登的问题奶粉批号后，和我家的奶粉一对，正好一致。马上和森永联系，把我送进了医院。”小畑回忆道。8个月大的小畑在医院度过了一岁生日。经院方诊断，他的肝脏出现浮肿。小畑还算幸运的，当时很多在农村的受害者都没有及时接收到消息，还被蒙在鼓里。
    事件发生后，森永公司支付每位死亡婴儿家属抚慰金25万日元、住院婴儿家属1万日元，并上门回收了喝剩的奶粉，还送去了森永其他批次的奶粉和饼干。“我们当然不吃，都扔了。”小畑说。森永设想的是通过一时的慰问金来与受害者做个了断。但是婴儿父母们担心的是，前所未有的砒霜奶粉中毒事件，将对孩子将来的成长带来哪些影响？会不会有后遗症？

砒霜娃娃：14年的黑暗挣扎

    由于受害者父母担心后遗症的呼声越来越高，由当时政府主管部门厚生省出面挑选专家，组成了负责医疗问题的西泽委员会和赔偿问题的五人委员会两个专家组织，专门研究受害者的诊断标准和赔偿方案。
    这个表面上看起来公正的第三方调查组织，活动经费都由企业协会日本乳制品协会支付。在森永不断的“关注”下，两个调查组在3个月后先后得出结果——“没有必要建立特别的诊断基准”和“不存在后遗症的担心。”
    这样一份结论，成了森永拒绝接待受害者家属的依据。“我的父母多次去森永公司要求交涉，但是对方理直气壮，说不是已经解决了吗？你们还来捣乱干什么？”小畑告诉记者。
    同时，受害者家属起诉森永公司负责人的刑事诉讼案中，被告也因此被宣判无罪。
    对森永事件颇有研究的前东京大学特别研究员中岛贵子接受《国际先驱导报》采访时说，“看那份报告书中的开头部分，就知道结论一定是偏向公司一方的。开头先夸赞了森永在事件发生后对受害者实施了迅速救助，还有森永为日本乳业发展做出的贡献。”由于做出“没有后遗症”结论的专家都是医学界权威，这个结论也被医院的医生当成了指导纲领。饮用森永奶粉后总是全身出现湿疹症状、彻夜难眠的天野女士，上小学时几乎跟着父母跑遍了大阪附近的各大医院。她的症状明显和一般湿疹不一样，但是医生们异口同声，“这肯定不是砒霜奶粉的后遗症。”
    大量婴儿服用砒霜后的各种病症反应，就被几张薄薄的“科学论断”全部掩盖了。此后，有的孩子患了残疾，有的孩子卧床不起，有的孩子虽然正常上学，却仍要忍受砒霜带来的折磨。他们在黑暗中的痛苦呻吟却没人听到。

“光协会”：给受害者提供恒久救助

      直到1969年，大阪大学的教授丸山博在日本公众卫生学会上发表了《第14年的访问》的调查。结果显示，被调查的67名受害婴儿中，50人健康出现不同程度的异常，很多砒霜奶粉的受害者正承受着后遗症带来的痛苦。
    “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们现在怎么样了？对于是否有后遗症的调查，是不是应该进行得更彻底？”丸山的报告，把森永奶粉受害婴儿的苦境重新带回了大众的视野。一时间，媒体也开始大量报道受害者的现状。
    此后三年间，日本小儿医学会森永砒霜奶粉调查特别委员会发表最终报告，宣布存在后遗症，并认定受害婴儿群体为“森永砒霜奶粉中毒症候群。”1973年，法院二审判处森永奶粉德岛工厂制造科长有罪。
    这时，受害者家属仍然在继续着和森永的斗争。砒霜婴儿的父母们组成了“森永奶粉中毒儿童保护会”，在全国开展了“抵制森永产品”的运动。各地起诉森永的案件也不断增多。森永的销售业绩开始直线下滑，公司濒临倒闭。由于不愿看到日本乳业的龙头企业就这么倒下，厚生省也开始积极介入。
    最终，经“保护会”、厚生省和森永公司多次协商后决定，由森永出资成立受害者恒久救助组织“光协会”。同时，各地受害者的个人诉讼也相继撤诉。此后，受害者的赔偿要求，都通过“光协会”和企业谈判来获得。“光协会”也吸收受害者参加。记者采访的当年砒霜奶粉受害者中的重症婴儿、今年53岁的小畑芳三目前就是现任“光协会”的理事长。她向记者解释说，日本法律规定谁起诉谁举证，对于普通消费者来说，要想举证存在很大难度，且费时费力。通过“光协会”，则可以得到恒久的救助。
    1973年12月，三方签订了成立“光协会”的确认书。森永在《确认书》中向广大消费者谢罪，并充诺负起对受害者恒久救助的责任。中岛指出，“‘光协会’的成立，企业担负起对受害者的恒久救助，可以说是受害者家属不懈努力的胜利。”
    目前，“光协会”主要为受害者提供健康及治疗咨询，还负责帮助受害者向森永索求医疗费、养老金等。根据协会制定的标准，受害者依照受害程度不同，每月可获得6万到7万日元不等的救助金。预计今年，森永将向受害者支付17亿日元。35年间，森永已经累计支付了410亿日元的救助金。
    日本政府也在吸取森永事件教训的基础上，于1957年大幅修改了食品卫生法，强化了食品添加物的有关规定。1960年后，还出版了《食品添加物法定书》，其中对乳制品添加物做了新的限制。

森永教训：多少企业引以为戒？

    近年来，森永一直与“光协会”保持定期会谈，了解受害者的难处。每当公司导入新的质量管理体系时，都会主动向“光协会”汇报。这月底，“光协会”还将到森永工厂实地考察食品安全情况。
    不过，天野告诉记者：“我已经不再买森永的任何产品了。”看来，想挽回受害者的信任绝非易事。天野说，她在30岁时，一度无法行走。医生检查后发现脚骨的发育有一部分还停留在婴儿时期。“这可能是毒奶粉带来的后遗症。”自那以后，酷爱体育的天野不得不放弃所有运动。
    而在中岛看来，虽然“光协会”为救助受害者作了很多工作，还是有很多承诺未能兑现。“比如当时承诺的要对受害者的健康进行精密的跟踪调查，据我了解，就没有实施。还有，以前还承诺要让受害者们享受公务员待遇，但是现在看来，只有在协会工作的少数轻度受害者享受了这一待遇。这就很不公平。”中岛担心的还不只这些。“森永的很多责任，都没有得到彻底追究。另外，对于究竟如何销毁含有砒霜的工业化学物方面的具体资料，企业也没有公开。”
    53年来，森永奶粉的教训究竟被多少企业引以为戒了呢？“看到造成死亡130多名婴儿的企业都没有倒闭，有些企业可能就会觉得犯些小错也无妨。虽然在技术和制度上都有所改进，但是在追求食品安全还是利益最大化上，大多数企业的选择和50年前没有什么变化。”中岛犀利地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