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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儒学的特色与日本文化

 

日本儒学的伦理观与中国儒学的伦理观相比较,更富于感情色彩 这一特色与日本文化较之理智更重视感情的性格或许有关。

日本学者武内义雄和相良亨曾提出这样的观点:在中国形成了以“敬”为中心的儒和以“致良知”为中心的儒学,但未曾形成以“诚”为中心的儒学;以“诚”为中心的儒学是日本儒学伦理思想的特色,它的形成标志日本风格的儒学的诞生。[18]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也曾指出近代日本人强调把诚实(“诚”)作为主要道德。[19]

然而,考诸中国儒学发展史便可知,日本学者的上述结论是不妥当的。因为在中国早就存在以“诚”为中心的儒学理论。孟子说:“悦亲有道,反身不诚,不悦于亲矣。”这里的“诚”是真实无妄,诚实不欺的意思,颇有感情色彩。这或许是“诚”的本义。不过孟子又接着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这就把“诚”高扬为自然界和人际社会的最高道德范畴了。此后的《中庸》的儒学和宋代周敦颐、明代王夫之的儒学,都是以“诚”为中心的儒学。《中庸》说:“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认为天道唯诚,然后有物;一切物的存在,皆决定于天道之诚。这里的“诚”不仅是道德范畴,而且成了宇宙的本原,具有本体论的意义。宋代周敦颐更明确地以“诚”作为其理论的最高范畴。他说:“诚者,圣人之本。大哉乾元,万物资始,诚之源也,”“"诚,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通书》)在这里至高无上的宇宙本体被说成是“诚”的来源,而且认为仁义礼智信五常和一切德行都以“诚”为基础。明末的王夫之也以“诚”作为其理论的最高范畴,说:“说到一个诚字,是极顶字,……尽天地只是个诚,尽至贤学问只是个思诚。”(《读四书大全》卷九)两人不同的是,周敦颐认为“诚”是“静无”,王夫之认为“诚”是“实有”。

由上述内容来看,不能说中国没有形成以“诚”为中心的儒学。我以为中、日儒学的差异并不在于是否形成了以“诚”为中心的儒学理论,而在于两国以“诚”为中心的儒学理论对“诚”这一范畴的理解有所不同。

日本江户时代的儒学者如何理解“诚”呢?

江户时代初期的一些日本儒学者不大谈“诚”。如林罗山和山崎黯斋接受程朱理学的影响,以“敬”作为道德修养的根木。但是不久后,他们的主张就受到其他日本儒学者的批评。古学派的山鹿素行开始提出“圣人所立之道皆以人无息之诚而致”,(《谪居童向》)认为道德修养的根本是“诚”而不是“敬”。他说:“所谓诚乃天下古今人情不得已之渭也。”(《谪居童向》)即认为人们从内心涌出的不可抑止的情感就是“诚”。他的伦理观与中国宋明理学和日本以“敬”为中心的禁欲主义伦理思想不同,对情欲表现了较为宽容的态度。他认为父子亲情、男女情欲都同样是人的“不得已”之情,也就是“诚”。

另一个古学派伊滕仁斋认为“忠信”是道德的根本。在日语中“忠”、“信”和“诚”的训读是同一的,都读为“まこと”。伊滕仁斋也说“忠信”和“诚”“两者意甚相近”。(《中庸发挥》)什么是“忠信”呢?就是“尽己心朴实行去。”(《语孟字义》)即将自己内心真诚的情感付诸行动。

江户时代后期,以“诚”为中心的伦理说成为主流。细井平洲曾给人写了三条教训,在正文前书一特大“诚”字,并附注说,“内心与表面一致,里外不二”即“诚”。他还举例说,父母无条件地喜爱自己的孩子而毫无杂念,这种生而有之、得之于天的心情就是“诚”。他进一步主张人们要以这种生而有之的心情互相对待,这就是“互诚”。其他如片山兼山和中井履轩也以“诚”为道德的根本。

到了江户时代末期,幕末志士更大讲特讲“至诚”。吉田松阴认为“诚”应兼备“实”、“一”、“久”三个因素。“实”就是以实心去实行自己的理想。这就使“诚”的伦理观进而具有了能动地改造社会的实践性质。吉田松阴等幕末志士正是怀着这样的观念,积极参加明治维新并为之万死不辞的。

在日本儒学中逐渐居于主流地位的以“诚”为中心的伦理思想,与中、日两国以“敬”为中心的伦理思想相比较,它较少禁欲主义色彩,表现了对情欲的宽容。它与中国的以“诚”为中心的儒学思想相比较,则更少抽象的的形上学性质,明显地富于感情色彩。中国儒学把“诚”从带有感情色彩的道德概念,逐渐高扬为远离人世的冷漠的宇宙本体;而日本儒学则把“诚”又从本体论的最高范畴还原为具有人情味的概念。

日本儒学对“诚”的解释何以会产生这样的变形?我以为这与日本民族尊重感情的文化传统有关。这种文化传统在《记·纪》歌谣、《万叶集》为代表的和歌、《源氏物语》为代表的物语文学中都有明确的表现。在这些文学作品中,古代日本人对浪漫恋情与**,并不象中国人那样采取克制态度。在伦理思想方面,古代日本人重视“清明心”,中世日本人强调“正直”,也表现了日本文化重视内心感情之纯真的传统。江户时代的儒学者将“诚”解释为内心的纯真不二,实际是古代、中世日本人的“清明心”与“正直”的延长。在佛教和中国宋明理学的禁欲主义思想传入日本之前,日本固有文化自身,罕见使肉体与精神势不两立的禁欲主义传统。因而日本人传统地较之理性原则,更为重视内心感情。日本学者源了圆认为,这表现了日本文化“情的与共感的”性格。[20]这种“情的”日本文化,虽然由于没有提倡尊重个性独立,而不能与西欧的人文主义同日而语,但是,它毕竟不象中国儒家文化那样带有禁欲主义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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