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冬君

在唐宋，喝茶是件风雅之事。

唐人喝茶，我们从陆羽的《茶经》中可管窥一二，在陕西扶风法门寺唐真身宝塔地宫出土的文物中，我们看到了一套完整的黄金茶道具，惊悉皇室御用茶道具的谱系讲究奢华，而唐朝壁画或仕女图的闲适样式则是宫中品茶的很好注脚。

宋人开始普及喝茶，品茗分茶，在文人中间极为流行，引车卖浆者在市井大卖大碗茶。有李清照多首“分茶”诗为证，女词人喝完了小酒就会想茶，所谓“酒阑更喜团茶苦，梦断偏宜瑞脑香”，“当年曾胜赏，生香熏袖，活火分茶。”据说苏东坡一人就有80首饮茶诗，可谓茶痴，茶也给这位政治上颠沛的老人太多慰藉，著名诗句如众人熟知的“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

唐宋是日本人派遣使者来东土求学最频繁之际，适逢中国最好的时候，他们将这份风雅带回了日本。日本人喝茶的起步，应该是茶文化的最高点，如今唐宋茶风在日本依旧留有遗韵。

日本人初识茶德

最初，茶是作为药品，被鉴真带到日本的。那时的茶，可能是被称为砖茶的中国古茶，边咀嚼边喝热水，因为是咀嚼茶，所以叫作“喫茶”。这样的砖茶，传到日本以后，被日本人研磨碎了，作为抹茶喝。平安朝的日本人大都喝这种抹茶。

因为是鉴真和尚带到日本的，所以喝茶首先在寺院流行，喝茶就成了禅师修行的法门，茶与禅，结下了不解之缘。后来，到中国留学的僧人弘法大师，从中国带回来茶种，于是，有了本土化的山城栂尾茶和大和室生茶。《日本后记》卷二十四，言嵯峨天皇于弘仁六年（815）四月葵亥（22日），路过崇福寺、梵释寺，大僧都（僧官）永忠率众僧奉行，皇帝降舆、升堂、礼佛、赋诗，大僧都永忠亲手煎茶奉御，此为日本最早的饮茶文献。

次年，永忠和尚便圆寂。而嵯峨天皇却留下饮茶诗篇：“吟诗不厌捣香茗，乘兴便宜听雅弹”；“避景追风长松下，提琴捣茗老梧间”。天皇、永忠一行于长松老梧间，吟诗弹琴，山木之烟火，山泉之水汽，山茶之香味袅袅然，化作茶烟，远离市井，起于林泉寺院。

当时，茶作为时尚，还没有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平安京东西市贩卖的物品目录中，没有茶。茶被看作是风雅之事，茶的药效还鲜为人知，被淹没在流行的“大抵闲人只爱茶”里了。平安时代的公卿、学者、文人菅原道真有诗云：“茗叶香汤勉饮酒，莲花妙法换吟诗。”

可见，作为唐风之一的茶文化，主要还是在文人和僧人的小圈子里开花。唐亡，遣唐使中断以后，在日本国，唐风稍息，而国风兴起，茶文化就更难以大众化了。到了宋代，随着中日两国民间贸易增加，日本僧人又复兴了唐风。

荣西禅师，从南宋归国时，再次带来茶种，种在背振山的灵仙寺；接着，还有僧人弁元，也从南宋携茶种归，种在骏和国，种出了骏河茶。荣西71岁时，用中国古文体写成《吃茶养生记》。他在书中说道，茶是养生的仙药，延龄的妙术，不可不知。茶若生于山谷中，则为其地之神灵；若采之人伦间，则可以长人命。他还说，天竺、唐土都以茶为贵，我朝亦嗜爱之，乃古今之仙药。作为仙药的茶，当然还是抹茶，荣西著《宋朝焙茶样》，言及台州末茶，有人遂以为日本抹茶来自中国台州。荣西在中国，足迹所至按顺序是杭州、明州、台州，台州为末，因而称台州茶为末茶，使人误以为如日本人自制的粉末状的末茶。

镰仓初期，荣西再兴吃茶之风，提倡“茶德”，而有了寺院教化茶，为僧人受戒方便使用，还向庶民施茶，用茶的药效救济病人。镰仓第三代将军源实朝，因烦恼害酒，久醉不醒，荣西进茶一盏，并献上《吃茶养生记》，实朝醒来，心中感悦，便推广“茶德”，此为武士喝茶之始。荣西劝茶曰：“肝脏喜好酸味，肺脏喜好辛味，心脏喜好苦味，脾脏喜好甘味，肾脏喜好咸味”，如服用含有苦味的茶，心脏就会变好，病气自然消散。从此茶文化便在武士的心中，开出了苦涩的“茶德”之花。

从茶德到茶道

荣西禅师宣讲“茶德”，认为“饮茶可使人高尚”。他说，修禅有三大障碍：一为睡魔，二为杂念，三为坐相不正。不除掉这三大障碍，禅便难以修成，尤以睡魔为甚，欲驱除之，饮茶是个良法。

把饮茶从功利性的茶德，提升为艺术化的茶道，在日本是以一段禅宗公案为契机的。大茶人村田珠光也是一位僧人，他听说了“赵州茶”公案，顿悟“禅茶一味”，由茶入了禅的法门。

所谓“赵州茶”，其实是一段公案，起于“赵州古佛”从谂。据说有一次，两人来参访禅师，从谂问：“来过这里吗？”一人答，来过。从谂说：“吃茶去。”另一人回答，没来过。从谂又说：“吃茶去。”后来，有僧人不明白，问道，为什么来过和没来过的，都让人吃茶去？从谂叫道：“院主”，僧人回应。从谂还是那句，“吃茶去。”有人问，如何是佛法大意？他还是回答：“吃茶去。”

客来了，请“吃茶”，乃尽主人本分；“吃茶”了，客要走，也是平常心。佛法教人的，就是要尽本分，用平常心，使人的存在，像“吃茶”那样单纯。

珠光和尚，由于参禅时经常瞌睡，听从了医师建议，用饮茶来疗治，果然见效。后来，又读了荣西禅师《吃茶养生记》一书，而受了启发。他觉得饮茶非同小可，便打算为喝茶立些规矩，一休和尚闻知，问他：你自己知道应该以怎样的心情喝茶吗？珠光答道：如荣西所言，为了健康。一休听后，便讲了“赵州茶”的公案，问珠光有何想法，珠光一时语塞。一休命人上茶，村田珠光刚想接，突然茶碗掀翻，一休喝道：“不管心情如何，为喝茶而喝茶，还立规矩做什么用！”珠光顿悟，欣然曰：“柳绿花红。”珠光以花喻禅，悟出了茶道的根柢，从此，放下万念，“吃茶去。”

镰仓时期的斗茶

镰仓时期，日本民间就流行聚茶斗茶，日语叫“茶寄合”。

以茶会友，淡化了平安贵族刻意风雅的诗趣，游兴反而活泼起来。当时，有一种时尚叫作“无礼讲”的茶聚形式，也叫作“破礼讲”、“随意讲”，也就是不分贵贱、不别上下的饮茶聚会，有点像我国魏晋时候的“清谈”。这种茶会，由茶人轮流做东，因此，也称为“顺茶事”、“顺事茶会”、“巡立茶”。

一开始，茶会只是营造一种谈话的氛围，讨论一些日常事务。话题有祭祀、分配用水、纳税等等，也可能会涉及政治。后来，它竟然发展到了令政府担忧的程度。到了日本的南北朝时代，足利尊氏终于在建武三年（1336）十一月颁令禁止“茶寄合”，禁止令出于足利幕府统治的《建武式目》。其中第二条言明，因群饮佚游，“及于莫大之赌，其费难胜计者乎！”所以禁之。

所谓“莫大之赌”，有人曾经描绘了当时的情形。一大堆人，先在客殿大吃一顿，接着就到吃茶斗茶的奇殿异栈之地，眺廊四方，望月兴叹。缅怀一通佛法后，便陈列无数赌资。接着，主人的儿子以建盏赐客，左提汤瓶，右握茶筅，从上位至末坐，献茶次第有序。然后评茶，茶少汤多则说“脚散”，茶多汤少则说“粥面聚”等等。参与斗茶的人无不喟叹曰：“诚以有兴有感，谁不玩之哉！”茶礼将终，则退茶具。再调制美肴嘉馔，劝酒飞杯，豪饮无羁，以至于主客醉颜如霜叶之红，狂状似风树之动。或歌或舞，增一座之兴；又弦又管，惊四方之听，极尽食色之美。

斗茶的过程，略言之，大抵可分为两类。一类专门辨别本茶和非茶，另一类则不论本茶非茶，都要一一加以分辨，而非仅在本茶和非茶之间进行区别。种茶本是因地制宜，饮茶为何有本非之分？

此分别缘自栂尾茶的来历。《异制庭训往来》说：我朝名山者，以栂尾为第一也。当年是荣西将茶籽赠与栂尾高山寺的高僧明惠上人，种出了日本闻名遐迩的栂尾茶。栂尾山，也因其自然条件宜于种茶，且与佛有缘，而成为日本茶的圣地。因此，斗茶上，茶人皆以栂尾茶为本茶，而其他地方产的茶，均为非茶。本茶与非茶，悬殊很大，当时人纷说：如以玛瑙比瓦砾，如以黄金对铅铁。

参与斗茶的几种本茶与非茶被一一点完、喝完、作答，然后分别记录下来。猜对的，就在答案右侧画一条微向右斜的线，这个记号就叫作“合点”，错了就不记，最后，在表的下方统计得分，算出胜负来。这一过程，就是“茶寄合”。

对于“茶寄合”即斗茶的评价，不能一概而论，要有所区分。如农民斗茶，基本是为了赌输赢；文人斗茶，同样是赌，但要表现为流连诗画之风雅上的赌；武士斗茶，则是一掷千金的竞豪奢。其奢华程度，日本的军记物语《太平记》中有记载。战国时代，武家之族，以刀发财，富贵日来百倍，虽有锦绣铺地，却无片刻安心。因此，战时的“杀”，也是赌，是战场上之赌；平时的“赌”，也是杀，乃赌场上之杀。精神沉沦于黑暗里，日日在“杀”与“赌”中，循环不已。

“杀”与“赌”的代表者，是一名大将军佐佐木道誉，物语说他天天结众以茶会，日日“寄合”，极尽奢侈。调百味之珍膳，饮百服之本非，挂轴宝物如山堆积。吸引人的不是茶，而是为数几千万堆积如山的赌物或赌资，此外，醇酒美女，不一而足，这就是《建武式目》第二条为何要禁止“茶寄合”的原因了。

“日常茶饭事”的茶之心

日本人把常见不稀奇的事儿，叫作“日常茶饭事”。

茶和饭，本为两事，也能合在一起，如有名的“奈良茶饭”。茶饭，将煎茶注入饭里，再加以豆类、陈皮、栗子、野芋芽等。为坐夜船的旅人卖茶饭的奈良茶船，还有一字排开的“御前奈良茶”招牌的茶店，在日本都很有名，连俳句都要抬举它们，以为奈良茶里有灵感。

据说，松尾芭蕉曾戏言：“奈良茶吃三石，而后始知俳句之意味。”为什么俳句师会喜欢奈良茶饭？原因有两点，一是茶饭平常，二是茶饭朴素，如果有人不甘于这平常而朴素的奈良茶饭，那就意味着此人不是俳句师。“寂月澄清寂斋里，奈良茶饭唯一哥。”这是芭蕉有名的俳句，要从百姓日用中，用平常心去感受“寂”，因此，奈良茶饭就是“寂”的象征。

寂，是时间凝寂在空间中，一瞬间，感受生命之不动。那是忙里求闲一样的“闲寂”，是从天天要做要吃的茶饭中求“闲寂”，而非无聊之“寂”。“闲寂”在生活中带有审美的意味。

吃茶和吃饭一样，正是日常生活本身，日本人便从日常茶饭中寻思。喝茶有茶道，茶叶要碾得精细，茶具要擦得干净。茶道要用花来点睛，而花则因人而异。不同的人，要据其名望、地位、辈份，来选择合适的花。

茶道的核心是禅，是世俗化的禅，它把禅从寺院里解放出来，带到露地、草庵和世俗生活，把脱俗的禅僧，转化为在家的茶人，使禅亲近庶民。

“茶禅一味”，是由村田珠光悟出来的。而珠光本人，便是个还了俗的和尚。他11岁时，到奈良出家。20岁时，因厌倦了出家生活而还俗，漂泊了10年。他30岁时，来到京都，投在一休门下习“禅”。一日，珠光用自己心爱的茶碗点茶，一休突然用铁如意棒击碎之。珠光不动声色，一休叹曰：禅也在茶中！一休圆寂时，便将他收藏的宋代高僧圜悟克勤手书的墨迹传给珠光。珠光将墨迹挂在自家茶室，供奉于壁龛，而悟出“佛法存于茶汤中”。

他用平常心，将茶与禅、庶民茶和武家茶以及茶的“和汉之界”调和起来，使唐物庄严的书院式武家茶，变成了日本化的庶民之“日常茶饭事”。

室町时代，足利氏政权开始了日本和明朝之间的勘合贸易。贸易中，大量“唐物”渡来，其中包含了书画、茶碗等茶道具。日本将中国传过去的宝物统称为“唐物”。

三代将军足利义满和八代将军足利义政尤好唐物，他们的藏品一览表——“君台观左右帐记”中，记述了大量的书画上品和精美的陶瓷器茶道具。其名贵之茶碗，竟令人叹为观止，有“曜变，建盏之内无上也”、“油滴，第二之重宝”的记录。珠光与足利义政交往很深，但珠光却主张淡化唐物。他认为，茶之达人，其理想应趋于淡然之境，趣味盎然于心或诉求审美，而非“唯物”。

审美之眼，从以唐物之豪奢为极致之美，而转向内心，珠光没有主张两者对立，而是强调，与其以圆满具足、完美无缺的唐物庄严的世界为人世最高之理想，还不如将就一个属于“日常茶饭事”的不完全的、不具足的、有欠缺的美的世界。

正是这种内心的美和日常生活的美，启发了千利休发明草庵茶。那时，许多人都认为，茶之汤一定要使用古老器物，要注重该器物为何时何人所做，以及何时何人曾用过，总是把古老的文物摆在自己面前，千利休认为这是错误的。他说：“水与汤可洗净茶巾与茶筅，柄杓可以洗净内心”。在真正的“日常茶饭事”实用领域和内心世界里，古董无足轻重。

唐茶在日本的本土化

村田珠光病逝那一年，武野绍鸥出生了。

绍鸥，是当时的堺（大阪府）之町众，即商人。作为一名著名的商人，以其财力拥有数十种唐名物，尤其是茶道具，被时人誉为风雅者。然而，他却把物风雅放下，将歌心举起，开始吟诗品茶。他觉得自己的灵魂里有一种珠光式的美，那是幽玄空寂之美，这种美，有些苍茫和萧瑟，如秋之夕暮，枯叶飘飘落在茅屋上。

武野绍鸥开始改革日本茶道，对唐物开始了“草体化”运行，或者叫本土化的开始。茶道的“草体化”，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像书法一样，从楷书向行书、从行书向草书渐进——从禅院茶向书院茶、从书院茶向草庵茶，越来越“草体化”。

“草体化”的姿态，就人而言，是自由之姿的展示；就物而言，是本土自然化的还原。日本追求自由的展示，是以隐喻的方式，通过本土自然化的还原，来显现自己的超越。而本土自然化的还原，则先将水墨画还原为白纸，再将白纸还原为泥土，一旦回到了作为原料的泥土，自然而然就显现了“墙”的本质。因此，茶室的墙，要回到它的原材料，与此相似，茶道具也应回到用竹木材料制成的原生态。

清晨，雪花飘落，堆积枝头，绍鸥踏着积雪，步入茶室，从容地将盛满清水的容器置于榻榻米上，点一支香，燃起木炭，煮水沏茶，开始了唐茶本土化的演绎，茶道的日本样式由此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