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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对自身国民性认识的戏剧性变化

作者:佚名  来源:腾讯   更新:2019-3-1 17:40:40  点击:  切换到繁體中文

 



中国人一度自认为是“中央帝国”,天朝高高在上,因此常被西方观察者批评为虚骄自大。


而在国门打开之前,日本人甚至比中国人还要骄傲。日本人认为日本是天下唯一一个由神创造的国家,而天皇就是神的代表。“日本乃神国也”,日本人因此也是天下最优秀的人种。


天皇被认为是太阳神天照大神的孙子


天皇被认为是太阳神天照大神的孙子


但是,开国之后,这种虚妄被瞬间打破了。和西方文明撞击之后,日本人马上意识到了西方的先进,一下子陷入到巨大的自卑当中,社会上迅速兴起了一股崇洋热 。幕府时期日本禁食牛肉,而此时牛肉却成了 “文明的药剂”。大家都以不吃牛肉为不开化的表现,牛肉火锅店顾客盈门,人们在里面大啖牛肉,喝着葡萄酒,用蹩脚的英语谈着时事,认为这是最时尚的表现。[1]“有人说,昨天晚上喝香槟喝多了头疼,就好像他和上流社会有来往,提高了他的品位。但是如果听说是喝日本酒醉了两天,别人就会不由得皱起眉头。”“化妆品不起个外国名就不能畅销。”


日本人甚至发明了“日本人种和日本文化劣等论”,认为自己从人种到语言都一无是处。福泽的弟子高桥义雄认为,要改变日本人的落后状态,最有效的手段是实施“人种改良”。由于西洋人在身高、体重、头脑等各方面都强于日本人,日本人应该与西洋人“杂婚”,这样于公于私都有好处。明治初期的外交官兼学者森有礼的观点更为偏激,他曾于1872年发表了《英语国语化论》,主张停止汉字教育,废除日本语,用英语取代国语。



明治维新后日本迅速崛起,连接迎来了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胜利。


随着对外战争的胜利,日本人的自我认识也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日本人的自信心达到顶峰,认为日本已经成为一等国家。日本人不但一扫对欧美的自卑感,“日本人优秀论”还应运而生。他们认为大和民族是上天选定的完美无缺的民族,体质上经受得了对外征战,因此国民性冠绝万国。他们总结出日本人的“十大优点”:忠君爱国,崇祖先重家名,现实实际,爱草木喜自然,乐天洒落,淡泊潇洒,纤丽纤巧,清净洁白,礼节作法,温和宽恕。他们说,日本国民和天皇如父子般亲密,平时恭俭慈爱,勤勉服从,战时举国一体,勇于牺牲,因此才有两次胜利。


日俄战争的胜利,戳破了当时非白种人劣等的迷思


日俄战争的胜利,戳破了当时非白种人劣等的迷思


《山梨日日新闻》中有一篇社论,虽然充满军国主义的谬论,但却典型地反映出日本人自我认识过程中由自卑向自大的迅速转变:


“吾邦此次战争中最值得在世界夸耀的,在于显示了我国民是世界唯一之高洁人民,……我邦最初之派兵,其目的在于挽救邻邦之颠覆,军队行进所至秋毫无犯,相反,在军旗行进之所,发布政令,抚恤人民,按照如此严谨之军纪,不能不说这来自于我国民高洁性情之发挥。……吾邦之地位己经达至世界上最强国之同一地位,然彼辈不知我国民之品位也在世界最前位。吾人从彼处输入物质文明,作为其报酬,现在也必须向彼辈大量输出我国高洁无形之文明。”


那么,日本人为什么能这样“冠绝万邦”、“世界最优”呢?显然,这是日本的“神国”本质所决定的。日本人的自大开始变成了“自嗨”。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认为日本人如此优秀,乃是因为他们是“神国国民”。昭和初年由“大日本国民修养会”编纂的《世界国民性读本》就充斥着这种理念,此书对英、美、法、德、意、俄等强国和弱邻中国的国民性一一做了充满情绪化的评述,最终将日本的国民性定义为“大和魂”,其特质就是所谓“忠孝义勇、清廉洁白、高雅优美……自古即系勇武之民族,同时亦注重修文”。


“大日本国民修养会”编纂的《世界国民性读本》


“大日本国民修养会”编纂的《世界国民性读本》



国民性的极度自负代表的是日本的信心膨胀。日本议会政治和政党政治的发展虽然在大正民主时期再度出现进展,[2] 但好景不长旋即又跌入法西斯主义狂热的泥沼。


狂热的结果是惨败。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人又一次开始对国民性劣根性的反思,试图找出日本人战败的原因及其与国民性欠缺的关联性。《菊与刀》正是在这个时候开始成为著名读物,引起了日本人的广泛共鸣。“神国”观念被彻底打破,越多越多的知识分子不再认为日本文化是“神性文化”,甚至也不是什么纯的文化,而是一种“杂种文化”。知识分子接续启蒙时代的任务,继续批判日本人的封建等级观念。


《菊与刀》的中译本


《菊与刀》的中译本


日本知识分子也开始反思日本人身上的狭隘性。他们说,日本人缺乏远见,只注重瞬间的眼前利益。岸田国士提出了“日本人畸形说”,列举出日本人的九大短处,即封建性、岛国性、形式主义性、非科学性、利己性、暴发户式、幼儿式、野蛮等。


然而,经过战后的经济高速增长,日本迅速成长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强国,创造了所谓的“日本奇迹”后,日本人的自负又一次开始抬头。一部分日本学者又开始吹嘘自己民族文化的特异之处。他们强调,日本之所以经济成功,是因为日本人的儒教文化与中国有本质上的不同。


1964年东京奥运开幕前夕通车的新干线,被视为日本战后复苏、迈向经济大国的重要象征。


1964年东京奥运开幕前夕通车的新干线,被视为日本战后复苏、迈向经济大国的重要象征。


日本街头曾出现过这样一本畅销书《再见,亚洲》,在这本书里,作者长谷川庆太郎把日本比作高耸入云的霞关大厦,而把其他亚洲国家比作东京湾里的垃圾岛,甚至对欧美国家,日本也开始不以为然起来。他认为英国人气质消沉,法国人过于轻佻,而美国的黑人、波多黎各人和黑西哥人降低了美国人的整体素质。马野修二甚至宣布:美国不过是一个由欧洲劣等的下层阶级后裔凑成的移民国家。日本人越比较越觉得自己确实高人一等,日本一些学者通过一系列独特的“研究”后宣布,日本人的大脑、语言、气质乃至风俗习惯都比世界上其他民族优秀高贵。日本开国以来取得的一系列辉煌成就就是证明。


日本人的自我认识,就是这样从一个极端跳向另一个极端,由极度自卑可以轻易变为极度自负。总的来说,他们对自身国民性的认识是随着国家命运的兴衰而在自卑与自信中交替。


汉语中的“国民性”(或“民族性”)一词来源于日本引介西方的“national character”(或national characteristic)的日文对译。几乎每个研究国民性的人都承认“国民性”是一个非常难以准确把握甚至界定的概念,这不光是因为它的客观判定受到众多因素的影响,更是因为它的主观感受也非常易变。任何事情都存在两面,优点和缺点可以随时转化,日本人的自我认识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


注释


[1] 宋成有:《新编日本近代史》,北京大学出版社 , 2006年。


[2] 日本公民社会另一个重要的发展时期是大正民主时期,个人主义思潮高涨,政府和政党、民众之间的多重反复博弈,社会空间逐步扩大,社会风景较之明治时期己经为之大变。民众也逐步具备了国民所需的另一个条件:主体意识和权利意识,以及相应的行动。民众的抗争活动,为民主架构下政府与民众之间进行协商运作积累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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