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里和晃教授。来自京都大学官网。
正午:这几个月,我在日本生活,观察到这个国家的福利政策有很成熟的设计。请您谈一谈日本福利政策的历史变迁,以及相应的理念变化。
安里和晃: 我不了解日本福利政策的具体历史,不过,知道一场关于性别的公开讨论带来了重大的变化。日本一直是男权社会,男主外,女主内,对老人的照顾是儿媳妇的责任。这种被认为理所当然的模式终于遭到了质问,“把养老的责任都推给女性,合理吗?” 经历了几十年的社会讨论,各种力量的推动,2000年,长期介护保险政策开始推行,把女人从照顾老人的重担中解放出来了。这个政策提出明确的使命,就是“照顾老人不是个体的义务,而是国家的义务”。这在当时是正确的。
正午:“在当时正确”,是否意味着这个政策现在已经不够正确了?
安里和晃: 确实,现在有了很多的反省。第一,主要是财力方面。长期介护保险的资金有一半是人们缴纳的保费,另一半来自于税收。平均来说,一个人每月约缴纳8000日元(约人民币470元)。这样的保费远远不够,需要财政补充。这么沉重的负担,必然带来忧虑,就是财政上的可持续性。
第二,长期介护保险为老人们提供了机构养老的可能性。当他们没有孩子,或者孩子不愿意照顾他们的时候,他们可以选择去医院或者养老院,每个月只承担10%的费用,剩余部分由长期介护保险来买单。这几乎是免费的,所以,让老人脱离家庭是很容易实现的。但是,如果考虑到生活质量,机构养老未必理想。我们的祖父祖母可能更想留在家里,在熟悉的社区里生活。现在,日本政府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希望减少住院理赔额度,缩短住院时间,引导老人回归社区。很多老人长时间住院,这是昂贵的成本。政府还希望找到更多的志愿者,帮助社区的老人。但是,日本的失业率很低,大概3%,这意味着很多人都在就业状态,闲人很少。如果能找到有偿的工作,还有多少人来当免费的志愿者呢?
第三,长期介护政策只考虑到人衰老之后需要照顾,并没有引导人们去预防疾病,维护健康。在衰老之前,我们就应该采取预防措施,减少老年疾病。所以,长期介护是一方面,预防是另一方面。长期介护保险没有考虑后者,没在这方面投放资金。
这些就是长期介护保险遇到的问题和挑战。
正午:目前,政策调整的效果好吗?日本的老人回归社区的情况怎么样?
安里和晃: 2006年左右,日本政府颁布了《社区全面介护》的文件,可是直到2014年,公众才对此熟悉。社区早已疏离,我们并不了解自己的邻居。很多地方政府不知道该如何重建社区,让老人回归有社交功能、情感联系的社区。
如果老人长期躺在医院或者养老院的床上,被喂食各种药物和架上各种器械。如果是一个孩子,可能父母会恳求医生,“请救救他(她),延续他(她)的生命!”但是,对于老人,无穷无尽的治疗是他(她)想要的生活吗?他(她)的生活仅仅是在床上吗?他(她)还能感觉到生命的好吗?在医院,他(她)不是一个人,是一个被治疗的对象,一个nobody。人,需要活着的成就感,有各种梦想。例如,他(她)想和朋友聊天,去超市,去投票,像一个有尊严的人,一个有社会角色的人。
如何让老人快乐地活下去?医疗保险是为了提供治疗保障,不考虑幸福感的需求。在生命的尽头,如果我想和某个人说说话,医疗保险是不管的,它不管人孤独与否。长期介护保险可以帮老人换尿布,提供食物保障。但是两者都不能覆盖幸福感的需求。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需要让社区保持社会关系。
正午:日本的“少子化”以及核心家庭的普遍化,是否改变了传统的养老模式?
安里和晃: “少子化”之下的养老当然是负担。不过,“长子养老”的模式已经被改变了。三代同堂的比例,应该少于10%。老人有年金、医疗保险和长期介护保险,年轻一代再也没有了赡养父母的观点。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老人失去了支持,因为国家取代了家庭的角色。例如长期介护保险让老人有机会去养老机构。以前,这可能被认为是好的选择。现在,我认为最好是留在家里,社区里,由介护士上门照顾。所以,这个政策需要改变。
正午:关于应对超级老龄的社会,您主要有哪些观点?
安里和晃: 日本传统是儿媳妇照顾老人,她们中的大部分人都没有相关的技术和知识,但是必须去做。患各类癌症或者认知症的老人,需要专业的照顾,才能有好的生活质量。一般的儿媳妇不能提供这样的照顾。后来,出现了介护士这个职业,从而也带来了新的理念,就是介护的专业化。国家有义务照顾老人,也有义务提供好的生活质量,在社会中进行介护专业化的培训。
年轻人有两个负担,一个是工作的压力,另一个是照顾高龄父母的压力。这两个需要平衡。日本曾经成功地解决这个难题,因为男人主外,女人主内。那样的成功,是很久以前的了,现在,这种模式不可行了。日本人口短缺,老龄化严重,社会需要女性,健康的高龄者都投入到劳动力市场。劳动者多元化了,社会职场的规则也需要相应改变。女性需要生育,照料孩子,在育龄时可能中断工作;高龄者也不能像年轻男性一样去工作。社会职场的规则需要多元化,更加包容,让大家快乐地工作。可是,如今日本仍然是男性社会,女性的职业培训,提升空间都非常有限,老人返聘的报酬也低。在京都大学,90%的教授仍然是男性。
正午:我在日本的街头常常看到70多岁的出租车司机,在养老院也看到70多岁的妇女当介护士,照顾80多岁的老人。很多老人仍然活跃在职场上,日本好像变成了一个Ageless的社会。年龄和福利政策之间,会有什么联系?
安里和晃: 福利政策和劳务市场的关系密切,推迟退休年龄,就可以减少政府养老的财政压力。这个政策很常见,很多国家都采用。在日本,60岁的人仍然算是年轻。劳务政策希望更多健康的高龄者人回到劳务市场。在京都大学,退休年龄是65岁。众所周知,日本人喜欢工作。政府让老人回归工作,刚好符合这个民族特性。不过,我必须问,难道我们的生命就是充满工作吗?
具体而言,政府规定年金从65岁开始,公司必须考虑退休年龄也是65岁。有些公司会把退休年龄提前到60岁,但是会返聘。返聘的工资会降低很多。
年金的数额,和职业种类,工作地点和年限等相关。一般来说,男性的每月年金是18万日元,女性是9万日元。这个社会认为,男性工作时间更长,所以年金要更多。夫妇共同生活的时候,两份年金可以维持生活,一旦离婚,女性的生活就会容易窘迫。这是不公平的。
正午:我采访了一些日本的养老机构,他们的床位因为介护士短缺而削减。这种情况下,如何保证养老政策的效果?
安里和晃: 据官方的数据,2025年,我们需要37万个以上的介护士,2050年,需要80万个介护士。目前数量,是远远不够。现在日本开始逐渐接受外国劳工作为介护士了,可是这个市场仍然不够开放。
正午:日本政府不开放外国介护士的市场,是源于什么顾虑呢?
安里和晃: 他们认为,外国劳工会导致当地的犯罪率提高,甚至介护质量不能保证。可是,谁说外国人就更容易犯罪?这显然是没有逻辑的,很愚蠢的。
我们可以筛选干净、专业的外国劳工,所谓干净,就是指通过干净合法的渠道入境。如果是通过黑道,需要行贿,需要黑蛇头,他们被重债压身,当然可能有更高的犯罪率。所谓专业,就是他们应该接受过基本的医学培训,不仅仅是高中毕业生。如果这些人能合法来到日本,我认为不用担心介护的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