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商报记者 魏沛娜

近年来，“从周边看中国”已然成为国内学界一种流行的研究方式。此次面世的“东瀛文人·印象中国”丛书正是“从周边看中国”视野下的一手材料。作为“东瀛文人·印象中国”丛书的主编，日本文学翻译家施小炜日前接受了深圳商报记者电话专访。他表示，移译介绍日本人所写的访华游记，具备双重的意义：首先，阅读这些游记，有助于我们了解那个时代的中国与中国人，或者说作者眼中所见的那个时代的中国和中国人。其次，阅读这些游记，我们还可以反过来认识那个时代的日本和日本人。然而如果一味强调这样一种实用性的认识功能，则势必使游记萎缩成为单纯的历史资料。而其实，不言而喻，游记更应该是文学。

施小炜介绍，此次移译的几部作品，其作者有小说家，有诗人，还有学者与报人，都是当世的巨擘俊逸，不惟才情过人，更兼见识出众，其思想、言说，都具有相当的代表性与影响力。而他们的文字，或隽永或犀利，很有可读性。

近代日本人大举来华游历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日人访华游记丛书”是您20年前在日本时就想翻译出版的，当时为何有这样的策划想法？

施小炜：第一，相比于日本人对中国观察的细致、研究的透彻，国人对日本的理解还非常肤浅。至于研究，由于种种原因，包括自缚手脚，乏善可陈。策划这套丛书，有些提醒、警示的意思。第二，所谓旁观者清，来自外部世界的审视，或可为国人提供参考。第三，不仅限于史料价值，作者们都是著名文士，故文学价值亦不可小觑。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现在出版的这套“东瀛文人·印象中国”丛书，为何选中芥川龙之介、谷崎润一郎、内藤湖南、佐藤春夫、村松梢风这五位？人物甄选上有何要求？

施小炜：我们一开始是想限制在文人，包括作家、学者，简言之就是文化人写的访华游记。明治维新以后更多日本人跑到中国来访问，很多人会写游记，其中有些是来做研究，虽然称不上是内藤湖南这种级别的大学者，但他们的作品此次也没入选。原本我们选的有十种人物，都是日本近代史上非常出名的人物。其中，有一位河东碧梧桐，在中国知之者甚寡，但在日本却是位著名俳人。他到中国旅游后写了一本《中国游》，里面记载了他跟孙中山的会面等。这次出版的芥川龙之介、谷崎润一郎、内藤湖南、佐藤春夫、村松梢风，基本上代表了日本近代的精英知识分子对中国的认识。跟普通游客的观感相比，他们还是有一定的深度。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现在日本还有很多近代访华游记之类的书籍吗？

施小炜：很多，目前国内只是出版了一小部分。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开始走上现代化道路，积累了一定的经济实力后，许多日本人大举来华游历，其中许多人回国后撰写出版游记，仅东京的东洋文库一家，所收集的明治以降日本刊行的访华游记，就多达四百余种。访华游记的作者群，除却文人学者之外，还包括了教师、学生、商人、宗教家、出版人、社会活动家，以及军人、政客，纭纭纷纷，鱼龙混杂。其中，当时许多学者都是汉学家，是儒者，他们到中国旅行，本身具有吟诗作文的习惯，回国后就有这类访华游记出版，而且是直接用汉文写的，国人阅读，无需经过翻译。

中国长期是日本人观察的对象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从这次出版的五本游记中，有哪些内容是特别值得注意的？

施小炜：像谷崎润一郎在游记里对中国态度相对友好，对有些日本人的傲慢表现有所批判。总体来说，他们的目光独特，看问题入木三分，尽管来中国的时间不长，但有些见解有发人深省之处，现在读起来仍有参考意义。

深圳商报《文化广场》：您提到过，日本人来华留学、经商，乃至做官，原是古已有之的事情。然而访华游记以惊人的数量大举问世，却是在1868年的明治维新以后。至于这期间日本人究竟写下了多少这类书籍，其总数迄今仍无确切统计。而据目前所见，近代中国访日游记却似乎较少？您如何看待这种中国人访日写作跟日本人访华写作的现象？

施小炜：当时中国人到日本，跟日本人到中国的人数不是正常的比例，是日本人到中国的多，中国到日本的少。从经济上来说，当时日本比中国富有，很多人能够承担起访华旅费。而中国到日本的人要么是留学，要么是工作，老百姓到日本旅游的情况非常少，不像今天这么多。诸如当年鲁迅这些留学青年，回到中国讨论日本的书籍出版非常少，游记就更加少。

因此，日本人爱研究学习的态度从中可见一斑，中国长期以来是日本人观察的对象，学习中国，研究中国，成为日本人一种传统。近代一些日本人受过比较严格的汉学训练，有一定的汉学基础，对中国的文明比较熟悉，来了中国以后就留下一些感想和观察记忆就比较多。而日本进入中国的观察视野则是近代以来的事情，清朝末年才开始注意学习日本。日本人的研究精神对我们今天有启迪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