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评图书：

书名：《下游老人》

作者：（日）藤田孝典

译者：褚以炜

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出版日期：2017年4月

下游老人指的是，生活在基本生活保障水平线以下的高龄者以及有此危险的老年人。很多人尤其是中青年会认为，自己勤勤恳恳工作，注意储蓄，也留意理财，因此到老年不会落到像下游老人那样的境地。真是如此吗？

日本社会学家、日本政府厚生劳动省社会保障审议会特别部会委员藤田孝典长期致力于调查了解日本社会中下收入者特别是贫民生活状态，并以此提出政策建议。下游老人在日本这样一个拥有浓厚社会福利、企业福利和家庭养老传统的国家，近年来成为了突出的社会现象。藤田孝典警告说，任何人都可能在老年时沦为“下游老人”。

为什么这样说？日本在20世纪晚期已进入老龄化社会，人均寿命相比过去大大延长，但在老年期，人们更容易得病，很多时候，治病导致住院费、医疗费和护理费超出预算，而慢性病往往也需要超出保险报销范围的药物来抑制。医疗开销使得许多过去属于中产阶层的老年人，因病返贫。藤田孝典还提醒说，由于日本社会私人汽车普及率很高，老年人单独居住及出门驾车情况也非常普遍，很多老年人因反应速度下降而不能应对复杂的交通状况，而成为交通事故责任方，并因此需要承担较多的赔偿。

藤田孝典在《下游老人》一书中谈到，虽然日本不同地区都建有老人护理机构，普及率也不算低，但符合条件者轮候数年的情况并不少见，尤其是在老龄化程度加重、高龄需护理老人绝对数量不断增加的情况下，很多老人无法如愿入住老人护理机构，只能自己独自居住，生活支出不减。不少老人并没有额外支付能力来聘用上门服务的护理人员，因而其居住状况十分糟糕。

导致越来越多日本老人“下游化”的另一大原因是，日本中青年阶层中的许多人成了“穷忙族”（年收入在200万日元以下，合12.68万人民币以下）。日本经济在过去20多年时间里陷入持续低迷，老人高龄化、养老金不足退休生活需要的特点又使得许多退休人员加入到职场，这使得大量的日本中青年劳动者难以找到工作。《下游老人》书中谈到，日本中青年劳动者中有三分之一属于非正规雇佣，既无奖金，也没有福利待遇；近年来日本还出现了大量的“黑工厂”，劳动环境很差，支付给劳动者的薪资也非常低——这种情况下，中青年子女对于年迈父母的经济支持及生活照顾，当然也显得更加捉襟见肘。

日本传统社会奉行男尊女卑，但近年来，女性社会地位已经有所提高，结婚多年的中老年夫妇离婚案件数量不断攀升，导致一些老人因为家庭财产分割、养老金分隔，而使得生活水平在离婚后大幅下降。另外，日本社会中的老人独居也已成为现象，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之后，日本中青年未婚率增加，必然使得而今相当数量的老人在未婚、无子的状态下独自走过生命的最后时段。很多老人亟需生活照顾，但缺乏条件，并因此成为不良企业恶意推销、蒙骗的首选对象。

众所周知，二战结束之后尤其是朝鲜战争爆发之后，日本经济很快复苏并走向复兴崛起。日本社会、文化与中国具有一定的同质性。日本由工业制造大国到制造强国的转变，各大城市快速发展并因此出现方方面面的城市社会问题、文化问题，时点上恰恰在中国20-30年之前。这也就是为什么日本的御宅族等都市亚文化现象及相关的学术讨论，会相继在20-30年后的中国引起社会和学术界重视的原因。日本社会20世纪晚期进入老龄化社会，并因此逐渐出现了藤田孝典所说的“下游老人”现象，这样的转变和现象会不会在今后的中国出现，是个需要冷静思考的问题。国内有关部门及各地应将日本社会这方面现象看作警示，进一步增强面向老年居民尤其是无子、丧子独居老年居民的福利保障。

《下游老人》书中指出，下游老人不仅大多独自居住，而且从根本上已经陷入社会孤立，“已经落入了连像正常人一样度过余生、有尊严地过世”都无法实现的境地，更不用奢谈老年幸福。藤田孝典警告指出，下游老人现象持续存在，将对社会和文化带来难以弥补修复的冲击：首先，会使得许多家庭的子女一辈被拖垮，导致下游老人的下一代到了老年之后，也成为新的下游老人。考虑到“机器换人”在美国、日本、中国都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可以认为，当今的中青年劳动者中的很多人，缺乏尽职承担赡养父母责任的足够能力，难以避免自己的父母成为藤田孝典所说的下游老人，而且还会因为透支家庭财力，让自身的老年生活前景变得不容乐观。其次，摧毁尊老敬老的东亚传统价值观。近年来，在日本的互联网上，已经出现了许多中青年网民甚至是政客恶毒指责、诅咒高龄老年人占据社会资源，认为老人都是麻烦和累赘的声音，这与尊老敬老的传统价值观当然格格不入，却很有市场。第三，因为老人生活境况很差，也得不到尊重，会降低年轻一代奋斗的动力，助长“今朝有酒今朝醉”的现象。第四，加剧少子化进程，即年轻一代在成婚后，就必须考虑到避免自己年老后成为下游老人的风险，对于生育孩子（以及必然因此增加的巨额支出）产生抵触心理。

藤田孝典在书中指出，导致下游老人现象出现、其个例逐渐增多的问题，从根本上还要归结为日本社会保障体系的不完善。他在这方面展开的批评及建言，对于今天的中国社会也同样具有警示借鉴意义。一是以家庭互助为前提的养老金制度，因少子化社会背景、年轻人工作生活环境等因素，而无法真正满足老人养老需要。也就是说，如果确立居家养老为主的养老体系，鼓励家庭互助、跨代一起居住，就必须在制度上给出激励举措，不应让养老金水平过低，进而让老年人陷入两难——要么挤占家庭年轻成员的生活费，要么则选择独自居住，降低生活标准，甚至低于温饱基准线。二是要抑制物价过快增长，防止老年人储蓄资产的购买力发生严重贬值。三是应改革医疗系统，要考虑到独居老人看病难、复诊难、缺乏服药及护理等方面指导的需要，建立老年人医疗健康档案，加强这部分人群健康监测，尽可能防止“孤独死”的悲剧发生。四是要促成社区护理的公益化，避免这些服务因过度市场化，而成为极少数居民独享的“尊贵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