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野岛刚（腾讯·大家专栏作者）

日本没有一位从事单纯劳动的外国劳动者，也没有一位劳动移民——这只是这个国家的表象而已。

事实并非如此。日本有很多外国劳动者，但他们并非作为“劳动者”，而是以“研修生”的身份来日本工作并回国的。他们毫无疑问就是“劳动者”，但日本的国策不允许接收从事单纯劳动的外国人，我们可以理解为政府在用这个办法“走后门”。

为什么日本不接收从事单纯劳动的外国人呢？原因有两点：一是工会组织担心他们抢了国内劳动者的饭碗，二是日本社会较为封闭，不愿接受移民。工会组织是左翼势力，而排斥移民的是右翼势力。也就是说，日本的左翼与右翼都不支持这一政策，因此接收外国劳动力的制度一直得不到开放。

但是，日本正面临着人口减少的状况，劳动者数量不足。于是，日本政府在2016年11月决定扩充完善外国人技能实习制度，在允许接受外国实习生的机械、金属、缝纫、服装相关的制造业、建筑业与农业等74种职业之外，加上了“护理”类别，劳动期限也从3年延长到了5年。2016年6月的实习生人数约为21万人，今后应该会继续增加。

实习制度的主旨是向发展中国家进行“技术转移”，做出“国际贡献”，但其实只不过是在日本劳动力不足的岗位上补充外国劳动者的手段而已。这种充满欺骗性的制度得到扩大，我是无法赞成的。该制度原本的目的是增加“亲近日本”的外国人，但我却遇上了很多在日本工作时产生“反日”情绪的实习生。

在这样的实习制度下，实习生从职场失踪的问题不断涌现。2015年的失踪人数达到了5803人，相比3年前的2012年增长了将近3倍。作为对策，政府设立了名为“外国人技能实习机构”的监督机关。目的是加强对接收实习生的企业，以及与实习生斡旋交涉的“监理团体”的监视，减少实习生的失踪现象。但与其加强监视，找到并根治实习生逃亡的原因更为重要，若不对症下药，问题就无法得到真正的解决。另外，接收实习生的国内企业达到了3万多家，在如此庞大的现场进行监督并不现实。

失踪增加的原因，并不是接收实习生的“黑心企业”不支付工资、侵犯人权，而单纯是因为失踪更能赚钱。在人手不足问题日益严重的今天，愿意雇佣外国非法劳动者的企业简直是要多少有多少。

政府虽然规定实习生的工资要等同或高于日本人，但无论是什么职业，实习生的工资基本都被压在各都道府县所规定的最低水平。再加上实习生与企业之间的中介机构的存在，工资会进一步降低，实际到手也就10万日元左右。但若是非法劳动，每月能到手15万—20万日元。大家就是为了挣钱才来日本的，所以即使有风险，也自然会走上非法劳动的道路。

现在，通过“外国人实习制度”来日本劳动的中国人也开始减少。中国实习生人数在2012年末是111385人，减少到2014年末的100093人。其原因并不在于企业对实习生的需求下降。因为在同一时期内，外国实习生的整体人数上升了16000人，达到了约160800人。

中国实习生减少的一大原因在于日元贬值。这虽然会让外国游客急剧增长，但对于领取日本工资的实习生来说，影响是十分负面的。对于被人手不足所困扰的岗位来说，实习生是不可或缺的劳动力。而占到其中近七成的中国人开始减少，会带来不小的影响。

中国实习生都在哪里工作呢？主要是在偏远的工厂与农场。受老龄化影响，农村的农业人口在显著减少，而补充了人手的就是外国实习生，其中大多是中国人。漫步于偏远的农村时，我发现一个现象：骑自行车的年轻人有很多。通常在这种地方，人们都有私家车，即使是年轻人也会驾车出行。而骑自行车的人，不能说全部都是，但大部分应该是外国人。同时，在农家工作的实习生多为女性，因为人们认为女性更适合从事单纯的劳作。有人说：“日本的农业离开实习生是无法维持的，不雇佣实习生，全靠自己的力量运作的农家已经成为了少数。”

农家一般都是家族经营。以前是父子两代，现在是祖孙三代人一起干农活，繁忙时还要雇佣附近的主妇作为临时工。然而，随着少子化与核心家庭化的进程，家中的劳动力在不断减少，主妇临时工的时间也会受到限制。因此，就需要依靠外国实习生。

在工地和中小企业的工厂工作的实习生都有公司准备的宿舍，而在农村里，实习生往往会住在农家之中，以家庭一员的身份生活。遇上了好人家可能会很幸福，但如果无法和谐相处，想必会充满痛苦。

实习制度的宗旨是让实习生在日本强化曾在本国学到的技能，并在回国后的工作中发挥作用。政府要求在农家工作的实习生来日本之前也是从事农业工作的，但此规定已经名存实亡。派遣实习生的中介机构会随意编造实习生以前的工作证明，因为多送出一个人，他们就能多赚一份钱。

几乎从未听说过，有哪位在日本的农场或工厂工作的实习生回国后利用学到的技能自行创业。当然，学到的东西里有些是有用的，但“研修”的原本目的显然并未实现。

伴随着经济增长，近年来中国的工资水平在急剧上升。同时，日元也在迅速贬值。2012年，1元人民币可兑换12日元，而现在变成了16日元，日元贬值将近三成。如此一来，实习生10万日元的工资换成人民币之后会大幅缩水，大约在6000元人民币，而这样的工资在中国沿海的工厂就能轻松拿到。

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中介的榨取。实习生的中介机构比较复杂，派遣方与接收方各不相同。日本的接收方是持有政府认证的“监理团体”，负责将实习生分配到农家与企业。能坚持到3年实习期间结束的实习生仅有10人左右。除了中途回国之外，有许多实习生都失踪了。

看到这种情况，渡边从两年前开始把实习生从中国人换为越南人。目前，越南正在兴起日本打工的热潮，实习生人数在2014年末之前的两年增加了2倍以上，达到了约34000人。不仅填补了中国实习生减少的空白，甚至还能多出一些。从中国到越南，再到柬埔寨……为了寻找适合成为实习生的人才，不断进入工资更低的国家——这已经成为了能够象征实习生接收现状的一句话。

2016年从职场失踪的实习生人数，仅法务省报告中有统计的就达到了4851人，是4年前的近4倍。有关实习生受到农家与企业“人权侵害”的批判报道不断出现在报纸杂志上，撰稿者都认为实习生逃离职场的原因是被迫进行了非法的、“奴隶一般的劳动”。

但实际上，接收方违法行为的一半都是与安全卫生相关的，与侵犯实习生人权毫无关系。接收实习生的大多都是中小企业与零散的农家，如果严格参照法律的话，即使是只有日本人工作的企业也有许多“违法行为”。真正的问题在于制度的设计。

具体来说，就是规定支付给实习生日本人同等或以上的工资，但每月到手只有10万日元左右的情况。即使接收方按规定负担了工资，中介、政府、企业也会各自分成数万日元，导致到手工资被压低。当然，实习生来日本之前是知道并同意这一金额的，但实际来了之后，他们会吃惊地发现同样的条件下其实能挣到2倍。如果再赶上分配的工作并不如意，往往就会走上失踪与非法劳动的道路。

要想防止这个问题发生，缓解人手不足的状况，只需对外国劳动者的接收制度进行开诚布公的讨论。重新建立合适的中介制度，研修生就能真正享受到接近与日本人同等或以上的工资。这样不仅不会出现失踪，还会有更多希望来日本工作的人出现，人才的质量也能得到确保。如此简单的事情都无法执行，就是因为维持现有的实习制度能给官僚机构带来很多的利益与权力。

只要日元不急速升值，中国实习生的人数今后应该也不会上升。即使是以越南为首的新兴国的打工者，也会在本国经济持续增长时离开日本回国工作。届时，日本将从哪个国家接收劳动者呢？日本现有的实习制度绝不会带来光明的未来，我们需要新的思考和态度面对外劳问题。

（本文原标题：《留不住外国劳动者的国家——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