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郑永年

近代日本为什么会成功地赶上西方列强而能充当亚洲霸主呢？美国资深记者番罗（James Fallows）把它总结成四条，即学习（learning）、控制（control）、单一种族（purity）和地宜（proper place）。这些确实是日本成功背后的重要因素。当然，番罗总结的这些因素或多或少地也在中国存在着，但中国并没有成功。关键在于中国不存在像日本那样一个民族国家的框架。明治维新创立的国家政体结构为这些因素的发挥作用提供了制度性的条件。反过来，这些因素的存在又有力地支持了民族国家的建设。下面我们不妨简单地讨论一下这些因素。

精心挑选需要引进的西方文化

首先是学习。在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开始了系统地学习外在世界过程。学习在日本可说是一种传统。在和西方接触以前，日本人就学中国和朝鲜。即使在幕府实行闭关锁国政策时期，日本政府也派了特殊的官员学习荷兰先进的科学技术知识。在1830年至1840年，日本国内就日本的外交政策有一场大讨论。一派强调日本应实行开放政策，虚心向西方学习。另一派主张强化闭关锁国的政策，不惜一切代价保护日本的孤立政策。但“孤立”政策由于佩里将军的到来变得不可能，用武力把外国人赶出日本的实践已变得不具可能性。多数政府官员认为，日本的强大须建立在日本的开放政策之上。只有通过开放政策，日本人才有可能尽快地从西方那里学到日本所需要的东西。至19世纪80年代，日本人对西方世界的研究已经具有相当水平。

日本人不仅自己学习西方，而且还引进西方的人才来求得西方先进的知识。至19世纪70年代，87名英国专家在海军部做顾问，46名法国专家在陆军部，6名荷兰专家在建设部，11名德国专家在医疗部。很多美国人被邀为体育教练和兴办大学的顾问。明治政府以教育为本，政府把公共学校的课程标准化。日本的校服的蓝本是普鲁士的军官学员服。

但是这种学习并非是照抄照搬。日本的一位史学家指出：“明治政府对西方文化的引进并非是毫无计划、照抄照搬。文化引进经过仔细的分析和挑选，看它们是否对日本民族的经济和国防有潜在的贡献。”

对内募资以集中国家资源

对后发展国家来说，如果要赶上或超过先发展国家，控制似乎是必要的。就是说，国家需要有计划、有选择地发展国内经济、政治和社会的各方面。全面出击经常导致深刻的国内危机。明治政府对这一点是有深刻认识的。在日本的门户被迫开放后，日本的经济现代化面临两条主要途径。一是全面出击，大面积地增进国家的能力，同时提高许多工业部门的能力。二是选择某一些工业部门，集中力量发展这些部门。明治领导人选择的是第二条途径。那么，如何解决这些工业部门的资金来源呢？无疑，后发展国家的工业化面临的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困难是资金问题。

在这一问题上，日本政府也有两条途径可选择。一是向国外借，二是向国内人民募集资金。明治领导人把第一个选择看成是外国殖民日本的另一种形式。从明治维新开始到世纪之交，日本只从国外引进了两笔贷款，都来自英国。一次是在1870年，是为了修造铁路；另一次在1873年，是为了建立政府雇员的养老金制度。但日本很快就偿还了这两笔贷款。在贷款这件事上，很多政府官员甚至财政官员反对向外贷款。有些官员泪流满面，认为借外债是出卖国家。

既然不能向外贷款，那么日本政府必须向本国人民募集资金。但当时日本基本上还是一个农业国。明治政府硬是靠发展新的制度解决了这一问题。新的金融财政制度能有效地提高人民的存款，把大量的资金聚集在国家几个大工业投资家手中。这些新制度包括税收制度、压低工资、容许工业卡特尔（cartel）。

向国民灌输牺牲、服从与国家意识形态

明治政府同时也展开了公共教育运动，想方设法让人民，主要是农民，相信他们必须为国家的现代化作些牺牲。一位历史学家观察到，为了推进国家的发展计划，政府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普通人民的思维和行为。“日本政府一个领域一个领域地努力改变普通日本人的思维和行为。这种干预程度在英美国家是不可想象的，也会使欧洲大陆的国家主义自叹不如。在20世纪早期，日本政府积极地调节宗教组织，发动了深入的勤俭节约运动，动员地方妇女去改进日本的社会道德。”

勤俭节约只是一种个人美德。日本政府也积极地培养日本人的公共美德，即对国家和集体的忠诚感。在美国佩里将军来日本之前，一位日本知识分子就指出只有培养大众的忠诚和义务伦理，日本才有可能保持其在世界上的地位。日本政府需要创造一种国家宗教以团结和激励民众，就像基督教东征时激励欧洲人那样。日本人国家忠诚感的形成和政府的努力是分不开的。明治领导人使用了两种策略：其一是建设政治制度以使日本尽快地发展，其二是向人民注入价值观和信念以使新政治制度有效运作。在表面上看，日本的政治制度是从西方国家移植过来的。日本设有议会、内阁、司法和宪法。从结构上说，日本政府是基于英国的议会制，同时借用法国和美国制度的混合物。但从功能上说，新政府的主要权力都集中在行政官员手中，是他们负责国家的经济和教育的发展。

明治领导人设想日本被欧美大国所包围，因此有必要在公众中创造一种合作和服从的精神。为了让日本生存下去，日本居民不再能像以前那样是农民、小官僚和地方居民，而应当是具有日本国家意识的日本公民。因此，日本政府采取种种措施高度集中日本政治，发展经济，重新安排社会各阶级，追求国际地位。但所有这一切，在日本政治领袖看来是远远不够的。在他们看来，最重要的是要影响人民，使人民成为一个整体。一位学者指出：“如同同时期的美国排外主义一样，明治晚期的意识形态强调社会的服从是国家忠诚感的黏合剂。”对人民意识形态的控制和灌输最终形成了日本人的“我们日本人”这一具有高度排外性质的国家意识。政府要求的不是人民的政治参与，而是政治服从。评论家指出，政府通过把国家的性质道德化和神秘化，把政治非政治化了。真正的政治异见是不容许的，正像在宗教组织中，异见和不忠诚是同一回事。

强调民族神圣性与国土神圣性

日本人也强调他们民族的神圣圣洁性。1992年美国的日本学社发表了一份报告讨论日本人的种族主义。该报告称，如果种族主义指的是导致一个民族因为不同肤色而对另一个民族的歧视相关的态度、价值观、行为和结构，那么日本人不是种族主义者。肤色与日本人的歧视性实践并无关系。日本人似乎对所有外国人一视同仁。言外之意就是，日本人把种族主义应用到除了日本以外的所有民族。这也就是“我们日本人”的本质。日本的民族性因此具有很强烈的憎恨外国人的倾向。在明治时代，日本人的种族意识成为一种最有用的组织工具。政府大力宣传皇朝制度的思想，复兴靖国宗教，即崇拜日本国本身。尽管这种宗教具有其深厚的传统，但它并非自发的复兴，而是一种有意识的重建。正如意大利墨索里尼在20世纪30年代穿上罗马皇帝服装以提高其政体的权威一样，明治政府有意识地恢复一些已被忽视数百年的传统以培养人民对国家的忠诚。

在宣扬日本精神的圣洁性的同时，明治政府也努力致力于宣扬日本国土的神圣性。日本尽管与众不同，但毕竟被其他各国所包围。如要生存，日本必须去赶上其他国家。而要赶上其他国家，日本必须首先了解哪些国家比日本先进，哪些国家比日本落后。但在作这种比较时，必须以日本为中心。当时的一位观察家写道：“近来，许多西方国家都在试图延伸他们的权力到东方。我们都知道，法国已经占领了越南，英国推翻了缅甸政府，占领朝鲜的岛屿，德国已经获取了南海岛屿，俄国正想把其权力向南扩张。日本立于东海之上。因为它的地理位置的优越性、其物产的丰富，很自然，西方大国一直在对日本说三道四。我们国家处于这样一种威胁的位置，要维持其独立性很不容易。”

所以在日本成功的背后潜藏着战争危机。日本的成功使日本统治阶层一方面想在亚洲建立霸权，另一方面以亚洲霸主的面目与西方列强争雄。而当时亚洲的许多人也希望日本能够与西方列强较量以抵制它们在亚洲的蚕食。日本政府正是基于这种思想来组织其军事扩张战略的。日本领导人效法欧洲战争，特别是德国模式，首先采取一系列军事措施来对付亚洲国家。在日本统治者看来，日本若不能充当亚洲霸主，就很难同西方列强在世界上争霸。日俄战争表面上是东方与西方国家之间的战争，但实际上只是日本侵略中国东北和朝鲜计划的内在一部分。对俄战争的胜利大大地激发了日本统治阶层的野心，侵略步骤突然加快。传统上，日本人尊重中国文化。但在1894年的中日对峙中，中国军队不堪一击。日本在陆上和海上都表现出其对中国的优势来。日本民间的民族情绪高涨起来。这种民族情绪也大大激发了日本统治者的扩张野心。

来源：本文摘自郑永年著作《中国民族主义的复兴》，由东方出版社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