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日本茶道发展看禅茶

文/杨炳菁

内容提要： 中国是茶的故乡。四川、云南一带的山岳、丘陵自古以来就被认为是茶的原产地。据文献记载，在日本没有原生的茶树，茶是在唐朝时由中国传到日本去的。但是令天我们所见到的日本茶道文化却与中国茶文化截然不同。茶道被称为日本文化的代表，之所以能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体系是因为将禅导入了茶道的精神世界，茶与禅二者密不可分。本文试通过日本茶道的发展过程来考察茶禅二者的关系。

一、茶道的形成

回顾平安初期到室町时代的日本饮茶史，可以看出茶与禅基本上是没有关系的。当然室町时期书院茶的茶礼是由禅院茶礼脱化而来，但茶与禅并没有什么内在联系。茶道形成是将禅导入茶道精神世界以后的事。这一过程中必须首先提到的一个人就是村田珠光。

1、珠光—将禅导入茶汤的第一人

随着日本书院茶的发展，茶也迅速普及到民间。饮茶已不仅仅是贵族的嗜好。室町时代的《七十一番职人歌咏》里就出现了一服一钱的卖茶人。狂言《今神明》、《通圆》里描写了设在百姓娱乐场所的茶场。这一时期还出现了由一般百姓举行的茶会。其中最著名的是奈良淋汗茶。淋汗是洗澡的意思，以草庵建筑为茶室的淋汗茶会是奈良流茶会的代表。它的指导者就是珠光。

村田珠光（1423—1502年）据说是奈良检校（寺役名）村田空一的儿子，11岁出家为僧，入奈良称名寺。但因他怠慢了寺役而被取消僧籍。珠光各处流浪后来到京都大德寺真珠庵，跟随一休参禅。一休即一休宗纯，是日本最有名的禅师。当时仰慕一休禅风的人有很多，从各地来寺诣一休拜师参禅的文人也不少，村田珠光就是其中之一。

珠光从一休处获得了参禅的认可证书—圆悟克勤的墨迹。圆悟克勤是中国宋代的禅僧，著名的《碧岩录》作者。他的这幅墨迹作为茶道开山之宝向来为茶人所珍视。珠光将墨迹挂在四张半榻榻米的草庵壁龛里，每日点茶供香，终于悟到佛法即蕴含于茶汤之中，开创了茶禅一味的境地。

他针对贵族的东山流茶道，提倡一种面向庶民阶层的茶道法，即草庵茶（wabi

茶）。他在给弟子古市播磨的《心之文》中论述了草庵茶的根本思想。这既是一篇优秀的茶道理论，也是珠光茶道思想的代表作。全文如下：

古市播磨法师：

此道最忌自高自大固执己见。嫉妒能手、蔑视新手，最最违道。须请教于上者提携下者。此道一人要事为兼和汉之作，最最重要。目下，人言遒劲枯槁，初学者争索备前、信乐之物，真可谓荒唐之极。要得遒劲枯高，应先欣赏唐物之美，理解其中之妙，其后遒劲从心底里发出，而后达到枯高。即使没有好道具也不要为此而忧虑，如何养成欣赏艺术品的眼力最为重要。说最忌自高自大，固执己见，又不要失去主见和创意。

成为心之师，莫以心为师

此非古人之言

珠光①

珠光在《心之文》中首先指出“茶道修行最忌自高自大。”紧接着对茶道中和汉、即日本本国道具与中国道具相融和的重要性作出解释。这可以说是珠光独特的美学理论，他否定了《君台观左右帐记》中所表现的对称、均齐之美。《山上宗二记》中有珠光这样一句话“草庵前系名马，陋室里摆名器，别有一番情趣”。一语道破了他的美学观，即追求不对称、不规整、不均齐的美。《心之文》中后半部则对有些人盲目和物的错误态度提出警告，提醒人们不要误解珠光的意图，一味收集购买信乐、备前（日本著名的陶器产地）的茶碗，而失去对唐物的鉴赏能力。这就是说对初学者来讲鉴赏唐物是和汉调合的基础，是到达wabi境地的第一阶段。这封信最后强调不能失去主见，乍看似乎与开头矛盾，实际并非如此。只有不失去主见和创意才能自我创造，才能不拘泥于所学。

珠光首次将禅引人茶道的精神世界，开创了茶禅一味的境地。到珠光时，茶文化已不仅仅是一种饮食文化，而是含有艺术、哲学、宗教等要素在内的“道”。所以，后世称珠光为日本茶道的鼻祖。

2、绍鸥——草庵茶的继承和发展

1502年5月15日，80岁高龄的珠光成为不归之人。也正是在这一年诞生了一位对茶道文化作出很大贡献的人。他就是武野绍鸥。绍鸥继承并发展了珠光的草庵茶，将茶禅一味的思想提高到一个更高、更深的层次。

《山上宗二记》中讲绍鸥在30岁以前作为一位连歌师，曾追随三条西实隆学习藤原定家的《咏歌大概》。以后他又潜心修习茶道，成为茶道名人。中世纪艺能中，“连歌”最受人们欢迎。绍鸥正是以这种连歌理论为基础，发展了茶道思想。

一般来讲，日本在自己文化尚未成熟的时候接受了大陆文化的影响，所以日本没有本民族的哲学思想体系。如果要找可以代替它的东西的话，那就必须提到中世纪初期藤原定家（1162-1241年）创立的日本歌道理论。以宗抵为代表的东山时代连歌道实践了藤原定家的歌道艺术论。镰仓时代开始流行的连歌对茶道不论从形式上还是从思想上都给予了莫大的影响。《连歌秘抄》中有关于连歌会形式的论述，将其译为现代语如下：

倘若召开连歌会，首先要选择合适的时间，找一处风景秀丽的地方。风花雪月的季节、花木秀美的时候最好。欣赏时时富于变化的景致，内心也随之激动。语言就是这种感慨、激动的外在表现。连歌会决不能开成很多人一边大吃大喝一边调侃的聚会。而应该选好时间，找一个好机会，只邀请那些连歌爱好者，抛却杂念，在安静的会上，慢慢吟咏就能得出佳句。

以上虽然是讲应怎样召开连歌会，却也可以认为是举行茶会时应有的心境。

绍鸥直到30岁，一直是位连歌师，所以他将歌道理论融于茶道，并借用藤原定家的一首和歌来表现自己的茶趣。

望不见春花，

望不见红叶。

海滨小茅屋，

笼罩在秋暮。

这里绍鸥将春花、红叶比作书院台子茶，把海滨小茅屋比作珠光开创的草庵茶。人们只有在尽情欣赏了春花和红叶之后，才能感受自然的原始美。海滨茅屋虽然没有春花、没有秋之红叶，但其中所蕴含的却是“无一物中无尽藏”的自然美。这是不能轻易体会到的美啊！

绍鸥所倡导的“海滨茅屋”之美就是草庵茶的美学观，即以禅精神为基础的美学理念。这种美含有宗教内省性质，是“无”的精神的表现。

绍鸥不仅将歌道理论导人茶道，还达到了相当高的禅的悟境。名古屋武野家中有一幅“大黑庵主一闲绍鸥居士肖像”。上面题有他的参禅法师大林宗套（1480-1568年）的赞偈：

曾结弥陀无碍因，

宗门更转话机轮。

料知茶叶同禅味，

吸尽松风不意尘。

这里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后面转结的二句“料知茶叶同禅味，吸尽松风不意尘。”就是说绍鸥领悟到茶味与禅味如出一辙，并非是两种事物。他以茶为媒介，为契机徜徉于清净无垢佛陀世界中。可见绍鸥不但实践了茶禅一味的思想而且将这一思想推向深入。

《山上宗二记》中讲“当代各种道具，皆因绍鸥的眼力得以发现而被采用。”这是说绍鸥以禅的精神和歌道理论作基础，对茶道具及茶道各个细节的内容进行大胆改革。他不看重人或物的出身、履历，而发掘其内在的价值；不好复杂华丽，而爱简素枯淡。绍鸥式的茶釜、清水罐、茶罐等正是他美学理念的体现。此外绍鸥还对茶室进行了改革。他取消了贴在墙上作为墙围子的白纸，最自然地表现了建筑材料本身的美。

总之，在珠光去世之后，绍鸥将歌道理论融人茶道，茶禅一味的思想在绍鸥的推动下进一步发展。绍鸥的茶道是珠光开创的草庵茶的继承和发展。

3、千利休—草庵茶的集大成者

提起今天的日本茶道，人们马上会想到三千家。即表千家、里千家和武者小路千家等日本最著名的茶道流派，他们是日本茶道界的代表。三千家实际上同出于一人，他就是草庵茶的集大成者—千利休，后世又称他为茶圣。

千利休于大永二年（1522）生于堺市的今市町，“利休”是后来天皇赐予的居士号，之前通称为“与四郎”或“千宗易”。据《南方录》记载，利休17岁开始学习茶道，最初的师傅是书院台子茶的继承者北向道陈，19岁时经道陈介绍，拜草庵茶的继承者武野绍鸥为师。

千利休既是一位大茶人，又是一位大彻大悟的人。千利休的参禅及师古溪宗陈（1532-1597年）曾作偈称赞他道“庞老神通老作家，饥来吃饭，遇茶吃茶，心空及地等闲看，风露新香隐逸花。”这就是说利休是可以与唐代著名禅者庞居士相媲美的大居士。到达“了悟同未悟”境地的利休在他的草庵茶道中是如何使茶禅结合的呢？首先我们来看记录他言行的茶书《南方录》：

小草庵里的茶道，首先要以佛法修行得道。追求豪华的房宅，美味的食

品，那是俗世之举。家不漏雨、食无饥苦便足矣。佛之教便是茶之本意。汲

水、拾薪、烧水、点茶、供香、施人、自啜、插花、焚香，皆为习佛修行之行为。（觉书）

须知茶道无非是烧水点茶。（灭后）

（茶道的秘诀是）夏日求其凉，冬日求其暖，茶要合于口，炭要利于燃。（觉书）

千利休的茶道思想与临济禅“佛法无用功处，只是平常无事”的主张完全吻合。进行茶道修行只是一种手段，其目的是为了有听了悟。简单地说：从珠光、绍鸥开始的草庵茶到千利休时，已提高为一种在家禅，一种在家佛教。

千利休的茶道不论是思想方面还是实践方面都保留有很多禅的印迹。他在规定茶道礼法时借鉴了很多禅院清规。例如：

中立结束进入后座时，主人不喊客人入席而是鸣锣。主人在点茶时要穿上与僧侣相似的黑色服装（日语叫“十德”），着草鞋。客人吃的茶食叫“怀石”，餐具由客人自己弄干净。茶庭又叫露地。等等。

当时，点茶技法十分复杂。利休本着禅宗“直指人心”的理念，大胆进行改革，摆脱一切个别的规律、法则的束缚，直入根本的“心中一则”。

以珠光为开山鼻祖、绍鸥为中兴的草庵茶经过千利休的发展成为了一种相当高层次的综合文化生活。这时的茶道已成为俗化了的禅—在家禅。

二、草庵茶的本质

在世界各种各样的文化体系中，恐怕还没有象日本茶道这样独特的文化。而且也没有象茶道这样与禅结合得如此紧密。几乎所有的茶人都要进禅院参禅，从禅师那里获得居士号后再回到茶室中进行修行。不仅如此，从本质上讲，茶道之根本在于禅，茶道是一种在家禅。

在记载千利休言行的茶道圣典《南方录•觉书》中，有这样一句话：

……宗易六，草庵中的，第一要以佛法修行得道。……这是说草庵茶（就是wabi茶）的目的是通过茶道修行领悟佛法，到达了悟的境地。由此可见，茶道已不单单是饮食文化的一种，宗教因素已成为其主要因素。茶道是俗化了的禅宗，是平民百姓的宗教。“wabi茶”也可以说是“wabi宗教”。

久松真一先生在《wabi的茶道》一书中这样记述“wabi宗教”：

“wabi的宗教也是无的宗教，是能在完全的无中安住的宗教；是以一切有的不安中解放出来的宗教，即所谓本来无一物的宗教。②。

这里所说的“能在完全的无中安住”、“从一切有的不安中解放”以及“本来无一物”都是禅的根本精神“无”的体现。下面是他对wabi的看法：

无一物虽然让人感到非常消极，但是“无一物中无尽藏”。“无一物”中反而包含了自由自在的创造性。……与其说无一物是消极的，不如说已是最积极的因素。因此wabi的宗教虽是无的宗教，但并不等于绝对消极，而是绝对积极的宗教。…… wabi带有一种寂寥，但wabi中的寂寥不悲观、不抑郁，它是那样沉稳与安闲。这是一种从有中解脱出来的寂静。……当这种寂静成为根源，成为主体的时候，由此而创造出来的一切中必然表现出一种寂静。这便形成一种表现无的深化，即wabi的文化。③

wabi文化的代表，wabi茶彻底扫除了斗茶时代茶会上的群饮游艺的主义，而且在批判地吸收了禅之后，使禅成为茶道的创造主体、生活规范。由此茶道便上升为一种道，一种作为人生修行的手段。茶之所以能深化，普及为wabi，这是因为禅进入到了茶道的精神世界。wabi茶中的wabi是进入到茶汤中的禅，禅之根本精神“无”，由于wabi的作用在茶汤中得以体现。

自古以来茶人均以wabi作为生活规范和创造主体。将wabi作为生活规范的wabi茶人不是单纯的wabi艺术家。茶人依照这一规范对事、物、人、境进行取舍选择。或发现其价值、或赋予其价值，进而创造那些未存的事、物、人、境。进行这种取舍选择的深层含义在于，它是一个wabi茶人对高贵和富有的严格伦理性批判，和对下贱、贫困的价值发现、价值创造、价值赋与。从这个意义上来讲，wabi不仅是茶人的生活规范，也是创造主体。一个wabi茶人就是要活用“无”，不认为“无一物”是消极的，而拥有积极的“无一物”观。正因为如此，被人称为茶圣的千利休在否定了世人眼中的美后，发现了大量美的道具，才会有“莫等

春花开，莫寻春风来，雪间有春草，携君山里找”的茶境。以禅中积极的“无一物”观作为规范和创造主体，正是wabi茶与其他文化形式迥异的根本原因。

wabi茶成为一个独立的文化体系是因为将wabi作为自己的生活规范，即以禅作为其主体，wabi茶已不仅仅是饮食文化的一种，它是wabi的宗教，是禅的俗化，是一种在家禅。

久松真一先生给茶道下的定义是：“wabi茶道是依照wabi这种深层人性的、

自觉的主体规范，以喝茶为契机而形成的，极高层次的文化性综合生活体系。”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综合生活体系”，就是说茶道不是单纯的饮食文化或庭园文化，它是包含生活整体在内的文化体系。这与禅宗所谓“日常生活的一切皆是修行”的主张完全相同。相异之处是茶人进寺院参禅后又回到世俗社会中，通过修行生活化的茶道了悟佛法。茶庭或称为露地，这一茶道环境是那样狭小、简陋，根本无法与寺院伽蓝相提并论，称它为草庵也许再合适不过了。但就是这样一个狭小、简陋的空间却吸收容入了大禅院、伽蓝的缩影。也可以说随着wabi茶道的开创，一种露地草庵风格的禅也建立起来。茶道将禅以禅院中解放到在家的露地草庵上，将禅僧转化为居士茶人。wabi茶是在家禅，也可以说是对禅宗的一种宗教改革。

总而言之，禅与茶紧密相关，禅使人茶道的精神世界成为wabi。以wabi作为生活规范的wabi茶人创造了既是“wabi的宗教”又是“无的宗教”的草庵茶。此外，由于茶道包含了全部生活，所以它是禅的俗化，从精神和成立这两方面可以看出茶道的本质是在家禅，也可以称为是对禅的宗教改革。

结语

起源于中国的茶文化传到日本后经过相当长的时间，由饮食文化的一种，上升为宗教性的，高层次的文化生活体系。茶最早传入日本时，吃茶是贵族的风尚，也是大陆神仙思想的模仿。镰仓时代荣西将抹茶法带到日本，以他的《吃茶养生记》为代表，这一时期的日本又照搬了中国大陆的养生思想。此后斗茶成为新兴武士交际的一种手段，书院茶则集中体现了贵族的饮茶方式。这些都与禅没有什么内在联系。但是自从村田珠光将禅导入茶的精神世界经过绍鸥的发展，到千利休时茶与禅已经完全融合在一起，形成独特的日本茶道。千利休去世后，wabi茶迎来了它的兴盛时期，历代茶人在日常生活中实践着茶禅一味的思想。

纵观日本茶道发展史，就会发现这一发展过程是茶不断与禅融合的过程。如果没有对禅的吸收就不可能有今天被称为日本文化代表的茶道。日本茶道是东方文化的结晶，她必将迎来更加光辉的未来。

注释：

①《茶道古典全集》第三卷《珠光古市播磨法师宛一纸》，淡交社1979年版。

②③《wabi的茶道》久松真一（日本）灯影舍选书10， 1987年版。

——本文摘自[北京]佛学研究，1998年第2期第323-3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