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山水屏风，绢本设色，镰仓时代（14世纪），在密教灌顶仪式等重要场合中放在地位最高的僧侣背后。重要文化财\上海博物馆供图

一个赴日游客不太会特别关注的景点──京都醍醐寺，一个在中国本土几乎绝迹的宗教派别—密教，一批造型风格有些陌生的佛像佛画……这几个关键词串起了今夏上海的一个文化事件──上海博物馆最新推出“菩提的世界：醍醐寺艺术珍宝展”。这个耗时五年筹备的大展，展品全部来自日本醍醐寺，九十件展品中包括了十三件日本国宝、三十一件重要文化财（“文化财”即日语“文物”之意），在来到中国之前只有在德国展出过。\大公报 记者 张 帆

展览只是一个载体，对于这些珍贵文物来说，来到中国更重要的事情是“溯源”的，用东京国立博物馆原副馆长西冈康宏所言：“醍醐寺文物到中国展出是一种回归，日本文化的根底就在中国”。

千年古剎缘起中国

醍醐寺坐落于京都市东南部，经过千馀年不断扩建，成为庭院殿堂齐备、规模宏大的寺庙建筑群。整个建筑群分为上醍醐、下醍醐两部分，面积超过二百万坪，建筑九十二栋。一九九四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醍醐寺以其丰富和精美的藏品而闻名于世。寺内藏有绘画、雕刻、金工、漆工、建筑等文物约十五万件，其中国宝约七万件，重要文化财六千五百多件。

关于这座千年古剎的起源，在寺内所藏、此次来华展出的文献《醍醐寺缘起》中有一段浪漫的描绘—其创始人、被尊为“理源大师”的高僧圣宝，在京都郊外的笠取山遇见山神，在神的指引下品尝到山中带有“醍醐味”的灵泉之水，由此萌生了在那里建造精舍、推广佛法的念头。圣宝以一座安置准提观音像和如意轮观音像的小寺院为起点，开启了绵延千年不绝的醍醐源流。

醍醐寺的真正起源其实也和神话一样动人。对于中国观众来说，圣宝之名或许有些陌生，但提起他的师祖却如雷贯耳，那就是日本第十六次遣唐使之一、被尊为“弘法大师”的高僧空海。据空海自己记载，他于公元八○四年抵达长安，次年在长安青龙寺遇见高僧惠果：“同往见和尚，和尚乍见笑，喜欢告曰，我先知汝来，相待已久，今日相见大好大好……”两人一见如故，遂拜惠果为师。

学法虽不满一年，但空海尽得大师“金胎不二”学真传，并获受“阿阇梨”（密教秘法的传授者）的地位。惠果大师圆寂后翌年（八○六年），空海携诸多经典和法物回国，创立了日本真言宗。而醍醐寺传承和保护至今的，也正是空海学自中国的密教经典和艺术。

教义晦涩文化承载

密教是在印度佛教末期的一个宗派，在唐代，特别是善无畏、金刚智、不空金刚三大高僧相继入唐后得以系统传入中国，并歷玄宗、肃宗、代宗三朝得以传播。空海的师父惠果，正是不空金刚的弟子。据中国佛教史籍记述，密教在唐代“会昌法难”（唐武宗会昌年间发起的大规模毁佛运动）之后便衰落了，明代下令废逐。只有空海创立的“东密”是硕果仅存的一支。

随空海返回日本的不仅是佛法，还有佛教艺术。惠果曾告诫空海，密教教义复杂晦涩：“不假图画不能相传。”这里所说的“图画”已经不是狭义的绘画，还包括雕刻和法具等立体作品。因此，空海学习期间，惠果曾请来宫廷画家李真等画了表现密教世界观的绘画，同时延请工匠铸造法具，让空海把它们带到日本。这些都成为空海回国后传教的基础。也正是出于传教的现实需要，自空海开始，密教艺术作品得以在日本大量创作、推广、保存。虽然密教寺院在日本有很多，但醍醐寺又因为担任“事相”（法师向弟子传道的实践行为）职责，而又收藏了较其他寺院更多的艺术珍品。是次来华展出的，就有日本奈良至江户时代的各类佛教艺术品。如日本现存最古老的绘画作品之一《绘因果经》、源自中国五代时兴起的“新样文殊”题材的《文殊渡海图》，以及受到唐宋绘画影响、创作于平安时代的《诃梨帝母像》、《阎魔天像》等等。

唐宋遗风影响深远

空海也把佛教艺术的中国风带回到日本，深深影响了几代日本艺术家的创作，特别是绘画和雕塑。

上海博物馆青铜研究部馆员师若予介绍，一幅创作于镰仓时代的《文殊渡海图》，图中以骑于狮背上的文殊菩萨为主尊，右下方双手合十的小儿为善财童子，右侧狮子背后为受文殊菩萨点化将《佛顶尊胜陀罗经》带到唐土的罽宾僧人佛陀波利，左前牵狮子者为胡人相貌的于阗国王，左后方持杖老者为佛陀波利在五台山遇见的文殊菩萨变化成的大圣老人。相关学者研究表明，两宋时期来五台山巡礼的日本僧人将这类“新样文殊”五尊题材带回日本广为传布，成为日本平安、镰仓时代佛教艺术表现的重要题材之一。

另一个深受唐宋风格影响的是雕塑作品。上海博物馆副研究员李柏华说，从材质上看，日本佛教造像歷来以木雕造像为主，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于唐代引进佛像正好处在中国木雕造像兴盛时期，在取材及技法上?力模仿，形成以木雕造像为主的模式。

李柏华还介绍，在七世纪至十九世纪初，日本的雕塑作品几乎都是放置在寺院中的佛像和肖像雕刻。日本歷史上第一件人物肖像雕塑，为现藏于日本奈良唐招提寺的“鉴真和尚坐像”，就是明显受中国唐代影响的典型作品，在日本美术史上佔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此后很长一段时间为高僧造像，基本都模仿这尊坐像的风格。此次来到中国的弘法大师像、理源大师像也都显示了“鉴真和尚坐像”既写实又生动的遗风。

此外，中国唐代佛像的形态都以面相丰满，身躯壮硕为主要特徵，胸前明显会有两块突出的肌肉表现，手臂和腿部会体现出雄壮质感，手和脚会显出丰腴肉感，衣纹线条和各类装饰雕刻真实、灵动。这次展出的日本平安时代阿弥陀如来木雕坐像，面容饱满、温和，胸部、双臂、手及被袈裟遮住的双腿也都体现出丰满的肉感，造像抑扬有致，衣纹线条平实，反映了平安时代日本木雕工艺的精湛程度，也体现出中国唐代佛造像影响之深。

无一件文物流失

师若予还介绍，在镰仓时代，醍醐寺出现了一位追随空海足迹三次来到中国求法的高僧俊乘房重源。史料记载，重源曾经从当时的宋朝带回一部《一切经》奉献给醍醐寺，此次部分经卷也回国参展。《一切经》现存六千零九十六帖，当年要完整带回日本，经歷多少艰辛可想而知。而这部经书现在内地除了个别寺院有少量残卷传世外，已无完整遗存。“有幸在筹备此次展览时，在醍醐寺灵宝馆邂逅完整的宋版《一切经》，看到整个房间木架上摆满宋代经函时，其震撼不言而喻。”

这样的震撼，有对高僧执著求法的敬意，相信也有对醍醐寺歷经千年劫波仍能完好保存文物的惊嘆。事实上，醍醐寺之所以在日本享有崇高地位，也与其对文物的尽职保护不无关系。此次专程来到中国的醍醐寺第一百零三代座主仲田顺和特别自豪地表示，即便是明治维新时曾掀起“毁佛灭释”运动期间，醍醐寺也没有让一件文物外流：“在醍醐寺，保护文物是最严格与神圣的事情，连一草一木、一页纸片都是不容破坏的文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