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稻，我们眼中平凡无奇的粮食作物，在日本人类学家大贯惠美子教授的笔下展现出它在人类精神世界中的一席领地。她的专著《作为自我的稻米》讲述了关于日本人非要把水稻设置为自家“签名档”的故事。平心而论，这件事对日本是有难度的。首先，要追溯稻作农业的话，考古学研究已经表明，亚洲栽培稻的驯化历程始于距今约一万年前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此后水稻很快在东亚大陆上随着不同人群的迁移和接触而大面积地传播开，稻作农业在距今四千到三千年时已遍及长江南北，并且到达东南亚和南亚。那时，稻米已成为亚洲广大地区人类食谱的组成部分，而日本列岛上的绳纹人群还不曾与水稻谋面。直到距今两千三百多年前的弥生时代，稻米与稻作农业才随着大陆人群的东迁进入日本。其次，也正是由于稻作农业广泛而持久的传播，亚洲各地发展出了各具特色的稻米崇拜以及形式各异的文化实践，这种多样性使日本的稻米在区域文化中并不天然具备独一无二的特质。因此，水稻这种在日本既非本地驯化亦非其所特有的主食种类，如何成为民族身份认同的象征？这是始终贯穿我整个阅读过程的疑问。

《作为自我的稻米：日本人穿越时间的身份认同》 [日]大贯惠美子著 石峰译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5年4月第一版

作者首先指出，稻米象征日本人身份的重要性并非来自其营养价值或经济价值，而是源于它本身与古代日本皇室紧密相连的农业意识形态。如人类学经典理论所言，社群的早期领袖往往身兼宗教与政治首领的双重角色，其权力来源于调动超自然力量保障农业生产的能力。许多学者认为日本古史中的天皇就是为米魂举行仪式的大祭司，这个概念突出地体现在日本皇室的新皇践祚仪式中。从天武时代开始，皇室践祚牵涉到三个独立仪式：登基、践祚、大尝祭，其中大尝祭是最核心的部分。继位新皇需要通过一种至今都秘不示人的仪式获得灵魂的更新，然后向天神献祭新米制成的食物，而这些新米必须产自预先占卜选定的特殊土地。最后，天皇与神共同享用祭品，并与客人分享一餐宴席而结束整个仪式。在这一过程中，稻米消费和人神之间交换稻米的行为，象征着把更新后的神力重新灌注到新皇体内，从而也使他的灵魂得到净化。另一则表现皇室与稻米有密切关联的作品是官方编定的皇室神话历史。同样于天武天皇时期开始编撰的《古事记》和《日本书纪》中，天皇世系的源头往往被追溯到名字带有稻米含义的人物身上，暗示了将荒原变作稻田，即象征着日本立国。尽管两书的编撰历经了相当长的时段，但起始时间却是个颇可玩味的节点。公元七至八世纪正值日本全盘仿效中国唐朝最盛之时，但他们却选择了来自大陆的水稻作为区隔自身和唐朝的符号。

在日本的中世时期（十二世纪末至十七世纪初），非农民的社会成员尚未被后来那种强化的“农业社会”意识形态边缘化或被消极看待。在制度上，社会成员被归入两种管理系统。一种是居民，包括武士和农民，他们不依附于其他个体，但有纳税义务。另一种是游民，由职人和特殊地位之人（秽多非人）组成，职人可部分或全部免除纳税义务，秽多非人则不承担赋税。当时的税收就是稻米，无需纳税的社会成员也是没有土地进行稻作的那些人。但这部分与稻田仅有松散联系或已脱钩的群体包括多种职业的社会精英，并与社会政治的权力中心保持着联系。

纵观整个古代和中世时期，虽然稻米的象征性长期通过皇室仪式来呈现，但这种宇宙观并未被限定在皇室层面，实际上民间也分享了极为类似的观念。民俗传说的母题之一就是陌生神把财富赐予具有善良行为和高尚道德的个人。与象征财富的稻米来自天神恩赐相对应的是，稻米的输出方中国位于日本人生活以外的世界，寓意中国就像神一般为他们输送幸福。有了这层意思，稻米在世俗生活中的使用和交换价值就被赋予了市场、税收、利息以宗教的神圣性，所以稻米生产和消费不是一种经济行为，而是一种宗教制度。

十七世纪以来的日本社会内部和外部结构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在适应时代变迁的文化应答策略中，日本人整体身份认同的语境重构是格外显性的一部分。在内部，幕府法令把原先居民中的武士和农民分离开，管理游民的结构隶属于管理居民的结构。由此，“农业日本”成为支配性的表征，并掩盖或否认了非农业群体的存在。与此相平行，“农业意识形态”成为独尊的思想，非农人口或没有土地的人被边缘化。通过这种机制，社会内部的“我们”和“他者”被成功地区分开。

今上天皇御即位大尝祭绘卷

日本社会与外部新的“他者”的相遇使日本人陷入了身份定义的两难困境。西方人带来了比中华文化更令日本人钦慕的洋货、医学和科学知识，同时日本人也要面对被西方人混淆为其他东方人的尴尬。在这一背景下，主食类型很容易地帮助日本人建立起身份认同的语境，日本人主食稻米，而西方人主食肉类。相对于同样以稻米为主食的亚洲人，是否食用生长在日本土地上的稻米就至关重要了。日本人是通过这个属性把自己与中国人、韩国人区分开的，他们认为后者因食用不同种类的稻米而成为“他者”。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稻米和稻田被选择作为日本人集体观念中“我们的食物”和“我们的土地”的隐喻时，当农业意识形态和稻作农业高调而强势地代表日本的民族国家时，却正是日本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起步，并伴随着农业生活方式开始式微之时。这一表象与事实之间的悖论充分表明，稻米在日本社会中已经脱离其现实中的经济意义，而成为纯粹的民族共同体的标志物。也是从此时起，稻米的纯洁性被民族主义的目的所利用。最极端的是，二战期间为吃象征纯洁的“纯白米饭”而战成为军国主义的战斗口号。作者尖锐地指出，“在象征实践中纯洁能够被提高到没有政治含义的美学层次；它也可以被容忍充当消极民族主义的帮凶，社会内外的边缘部分和他者在获得个人纯洁的名义下成为替罪羊。”

即使在今天的日本，食用本国土地上生产的稻米仍是大多数民众的自觉选择。由于日本耕地面积有限，大量谷物与蔬果依靠进口，但稻米一直是日本维护本土农业独立性的核心话题。当1973年美国总统尼克松叫停对日出口大豆时，稻米生产随即成为日本本土农业独立性的象征。1987年，日本全国农业协会在声明中表示，国内全部稻米能够保持自给自足，因为与其他作物相比，稻米不仅具有经济上的重要性，还承载了日本文化的原型。九十年代初，细川护熙政府打算对国外开放稻米进口，遭到了民众广泛的反对，个中原因当然包含各方社会团体和政治势力的博弈，但民意调查仍然透露，价格并非消费者的主要考量，也就是说日本人对稻米进口态度和行为并不是受经济理性支配的。

作为另一条历史的暗线，作者指出，战后那些反对天皇制度的日本人，在逻辑上应当拥护进口国外稻米的政策，而事实却正好相反。公共领域中反对把天皇作为日本民族象征和反对进口加州稻米的声音并行不悖，可见稻米在日本后工业社会中的象征性并不依赖它与皇室制度的联系。颇为讽刺的是，虽然农业意识形态在日本人心目中占有支配地位，但今天大多数人已经完全不知道它与天皇家族渊源深厚的神秘关系。或许，正是现代国家结构的确立与全球市场的日益一体化导致了人们对天皇与稻米在意识形态方面天然关联的遗忘。

日本农民用黑稻米和紫稻米等不同品种的稻米做成的稻田种植画

可以说，日本人对身份象征符号的选择充满了谐谑的二元对立，全书中“农业”与“非农业”、“干净”与“肮脏”、“本土”与“外来”、“纯洁”与“污染”之类的对比俯拾即是。作者对这种二元性的发现和阐释自有其智慧之处，但这也恰是一把双刃剑，为作者制造了一种不可退让的理论困境。她不得不将材料和论述推向两极以突显对比的强烈，一旦涉及两极之间的灰色地带，那么她所主张的通过区隔自我与他者而获得身份认同的观点就会被弱化。实际上，这种灰色地带也确实存在。比如，有学者指出，被作者解读为稻田或稻作活动的一些浮世绘作品中的场景，其实不带有如此明确的主题倾向。看来，日本文化源流复杂、精巧细腻的特质，连带着由此而生的多种阐释可能性之间的微妙差异，都处处暗伏玄机，要让一本典型的学院派作品在学术圈中讨喜，委实不易。

在把稻米打造成日本人身份象征的过程中，在营造满含乡愁的“农业日本”、“乡村日本”的文化形象方面，人类学家的工作一直在推波助澜。而现在，无论是日本的本土学者还是更广的国际学界都已经意识到，过去半个多世纪所形成的教条印象与现实中日本社会经济传统多样性之间的格格不入。九十年代以来的研究越来越反过来关注非稻作农业，强调日本生计形态的多样性，试图为刻画日本社会群体的宏观图像注入更多复杂性和包容性。

在写作本文的过程中听说，最近对日本主妇的民意调查表明，当她们知道加州稻米的价格是日本稻米的三分之一时，百分之八十会选择消费进口的美国米。如果大贯教授面对今天这个数据，又会做何想？我很好奇。（文/潘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