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的核心思想是儒教的，而日本人的则是佛教的。”5月19日，在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举行的“复旦文史讲堂”上，日本东京大学文学博士、佛教史与东亚思想史学者末木文美士这样比较中日两国人的思维世界。

讲座虽然以“日本的思想与佛教”为题，但正如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教授葛兆光所言，“末木的研究不仅限于日本佛教，对中国佛教也多有涉猎。他的研究是把佛教放在整个日本思想史的背景下思考，更注重思想史，关心社会思想变化给现今世界的启发。”

在这次讲座上，末木就从日本思想史上的三个时期的传统出发，勾勒出了日本人精神世界的变迁。

为什么说“日本没有哲学”

近年来，末木的研究重心从单纯的佛教史转向了更为广阔的日本思想史，但他指出，其实日本国内的思想史研究起步非常晚。

相比于中国的很多大学很早就有专门的思想史研究学科，日本最为重要的两所思想史研究重镇——东北大学文学部和京都大学文学部，它们的思想史研究直到上世纪50年代才开始起步。时至今日，也并没有形成特别深厚的积累。

这一原因可能要归结到二战前后的军国主义思潮。1938年东京帝国大学曾开设思想史专业，但由于学科主理人平泉澄是天皇主义者，因此，1945年日本战败以后，不仅平泉澄被公职追放不得出任教职，帝国大学的思想史不复存在，并且其后相当长的时间内思想史都被刻上军国主义的烙印，也在某种默契中被大家回避。

而作为思想史研究领域的两个重要分支——宗教和哲学的学科建设在日本更是久未萌芽。以末木的经历来说，他以研究日本佛教闻名，但最初却是作为印度哲学专业的学生毕业的。这是因为在日本学界，中国哲学与印度哲学研究起步早，学科设置完备，相比日本哲学研究也更受关注。

为何对日本本土哲学的研究相对比较缺失？末木援引日本明治时期哲学家中江兆民的话“日本没有哲学”作为解释。中江在19世纪就曾感叹日本人缺乏“独创的哲学”，因此“不论做什么事情，都没有深沉和远大的抱负，而不免流于浅薄”。这种现实，也造成了学术研究的相对滞后。

放弃日本道路，拥抱普世价值

如果将佛教放在日本思想史的整体背景中去思考，在末木看来，如此日本思想史就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即小传统、中传统和大传统。

所谓大传统，是指近代（19世纪中叶）以前，儒教、神道与佛教等多种思想交融下的日本社会。中传统是指明治维新以后，经历了社会革新后的日本，开始对中国和朝鲜半岛进行侵略，以追求成为能与欧美抗衡的“独特日本”。最后，作为最为接近现今日本社会的小传统，则是对“独特日本”的反动，它是和平主义和普世价值思潮成为当下日本社会主流的来源。

“1945年以后，日本最重大的社会思想转变，一言以蔽之就是‘普遍主义’的抬头，即投入人类普世价值的怀抱。此前日本一直在追求独有的制度，社会思想以实现日本的独特性为主。”

末木引用了新《宪法》原文：“信赖，爱好和平的世界各国人民的公正与信义，正是普遍的法则”，强调“公正”与“信义”在法制上的重要性，说明二战后日本与追求独特的“中传统”决裂，也与封建的“大传统”告别。

三个传统在时间上是一一被替代成为主流的线性关系，但是并非当中传统占统治地位后，大传统就完全从日本人的思维世界中消亡。“日本近代的思想一向具有多元性，尽管占主流的是对近代全球化思想的接受，但同时也有部分群体接受独特性的思想，如天皇制国体。”末木说道。

而在今天，末木以为“人类的普遍价值正在摇摇欲坠”之际，“日本人的思想也有向传统回归的倾向”。

日本人重视自我回归，所以责任感淡漠?

尽管中江兆民认为日本没有哲学，但是宗教对日本人的思想塑造是超越中国人的想象的，尤其是作为日本思想核心的佛教。

在对比中国思想核心——儒教时，末木发现，日本人的责任感比较淡漠。这与中国人对日本人认真、重视责任的一般理解非常不同。

在他看来，儒教重视人的人性和伦理，这两点不仅仅体现在中国人追求社会秩序的确立上，还体现在对宇宙秩序的理解和确立上。中国传统中“天“的概念举足轻重，是超越性存在的具体体现，也是存在于人内心的中“天理”。因此中国儒学是垂直构造的世界观，儒教的理想旨在建立“天”和“理”的现实世界。

而在日本，以佛教为核心的思想强调的是把“自我”分解，回归到“自我”当中去，即是说更加重视个体，是一种平行世界观。“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很多人认为日本的政治缺乏合理性，日本人的责任感比较淡漠。”末木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