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震前夕

2011年3月10日21时，我带着第一次访问中国的母亲，从北京起飞，回到了东京。一切都顺利，也很正常。母亲坐火车回去伊豆，我则打车去往东京市中心。22时，我到达位于东京后乐园的TokyoDomeHotel，入住后，前台人员把22层的房卡递过来，我拿到后，坐电梯上去。电梯是透明的，东京的夜景很漂亮，高楼很多，不奢侈，很朴实。这是已初步实现现代化，正走向后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市民们都按照“同一座城市,同一条规律”的规则在经营生活。电梯往上开着，虽然我一个人，却感到很浪漫。“我这人还是很喜欢东京的，这座城市就这样活下去，一天又一天，就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平静地流逝……”11日，我与平时一样不定闹钟，早晨5时自然醒，起床，开灯，洗脸，写一篇中文专栏。写完后打开窗帘，晴天，很舒服，突然发现自己很想出去跑步。换衣服，出去，跑到大概3公里远、位于本乡的东京大学校园里，继续跑。8时返回酒店，洗澡，换完衣服，简单回邮件。

我这次回国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跟一位日本广告方面的企业家一起做一本对谈图书，内容为“让我们一起聊聊中国”，为期为3天，14日到某汽车公司演讲，参加几场活动等，15日早上从东京羽田机场飞往北京。这是我已经定好的计划。9时半出发，与平时没有任何差别，谁也没有想到会发生什么灾难。我到旁边的星巴克买杯咖啡，简单吃点饭团儿，坐上地铁，已过了上班高峰时间，车厢里没那么拥挤，乘客们都照常看报纸、看书，有的用手机上网，当然也有睡觉的。日本国民毕竟是工作狂，普遍缺觉。

10点，准时到达已约好的、位于东京赤坂(Akasaka)的BizTower。出版社的责任编辑带我上去，到22楼的会议室，对谈伙伴晚一点过来。我们开始聊天，聊的话题当然都跟中国有关。我跟二位分享了前一段去考察阿拉伯、中东地区的感受以及中国媒体、民众的反应。中午前后，伙伴把几名中国籍员工介绍过来，我采访他们，了解一下中国员工在日本大企业的待遇、困惑以及劳动观念等差异带来的烦恼等。

到12时半，我们出去吃饭。有各种各样的美食集中在这块地带。我们吃了海鲜，一人1000日元(70元人民币左右)，下午还要回BizTower继续对谈，不要吃饱,“八成饱”是日本人的传统习惯，不要浪费。

回办公室的路上，看到一家不错的咖啡店，作为咖啡迷的我跟两位说，“我想喝咖啡，你们等我一下好么？”对谈伙伴说，“当然可以啊，下午要不要换个地方聊？换换心情或许能带来不同的思路啊。”编辑说:“好主意，但这样还要把那些资料都要带过来，是否很麻烦呢？BizTower有没有咖啡厅？”对谈者在那上班，很熟悉:“有啊，咱们就在办公楼的咖啡厅聊吧，我申请下好一点的位子。”

地震那时

13时半，我们到了同样位于22楼的开放式咖啡厅，人很多，大家都边喝边聊，周围还有小图书馆，很舒适。我吃了一块蛋糕，喝着咖啡，跟平时一样，强有力地主张我的观点。我们正在交锋观点时，震感来了。伙伴第一反应说，“噢，加藤君，是否在摇晃？你等等。”我轻松回应说，“噢，是啊，在摇晃呢。东京也有小地震啊，我以为只有我家乡伊豆半岛等地方发生呢，还蛮新鲜的，哈哈。”那一刻，说实话，我还真没把几秒后将发生的大地震当回事儿。

伙伴说，“不，不，这可不是一般的规模，你认真点！”接着，周围突然强有力地摇晃起来。我吓了一跳，从未经历过的震感让我失去了语言，只是抓着桌子等待震感停下来。震感持续了很长时间，至少1分钟，在此过程中，几乎所有的书都从柜子里蹦出来，豪华的灯往人砸过来，玻璃杯等纷纷被砸坏，“音响效果”非常明显。我环顾四围，咖啡厅里，两个打工的女大学生显得很恐慌，双脚都在发抖。还好，她们没用火，否则就麻烦了，火灾和地震往往形成恶性循环。我判断，她俩恐怕没法靠自己避难，我就去抢救，拉着两人的手，躲到牢固的长桌子下面。现场几乎所有人都在这样做。

不出所料，没有人发出带着恐慌的大声。所有合格的日本国民从小学一年级承受的12年防灾训练教育,总算用上了。10年前，我读高二时，在第一学期末的训练上打破过“纪录”:

每一班40名同学坐在教室里，班主任大声说:“地震发生了！同学们开始行动！”紧接着，我们把平时放在椅子下面的安全帽拿出来，戴在头上，躲到用木材做的桌子下面去，深呼吸，等待下一个命令。办公室的校长亲自广播:“各位老师，同学们，我校附近刚刚发生了规模较大的地震，余震还在发生，请保持现有状态，在安全的地方等候。我校所有建筑的抗震性没有问题，所以，请大家不要担心，保持冷静，请等待下一个广播”。过一阵，又一个广播来了:“各位老师，同学们，校办刚接到当地政府有关部门的通知，余震差不多停止了，请大家立即行动，集体跑到学校操场上，各位老师，请配合好，开始！”接下来，一千多名全校生戴着安全帽，跟着班长快跑，从安全通道跑到外面，排着队，全力以赴地跑到学校操场里，每班排成一排，班长点名后，传达给班主任，班主任传达给校长，校长最后宣布:“各位老师，同学们，辛苦了，从我播出指令后到现在，一共用了3分28秒，突破了校内纪录，大家辛苦了！”

10年后，我在东京赤坂遭遇“真地震”时，听到的广播内容几乎一样。对于现场绝大多数工作人员来说，那是人生中最大规模的地震，内心不恐慌是骗人的，大家却保持着惊人的冷静。我想，这肯定是练出来的。3月15日，我按原计划回到北京后，接受了大量的媒体采访。中国记者们都很好奇:“日本民众在那么大的灾害面前怎么不乱呢？难道不害怕么？”我回答说，“讨论怕不怕没有任何意义，在大灾害面前，‘不害怕’超出了人类的承受能力，关键是，在充满恐慌的前提下，能否做到保持平常心，理性判断出第一要看哪里，第二要做什么，第三要去哪里。作为一名日本普通国民，我第一次经历大地震，真正亲眼看到了现场同胞的超级冷静与克制、团结与理性。这一切，都是由我们长期练出来的，而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互让带来互惠”的精神面貌，对地震发生后的国人心态起到了巨大作用。这一点也跟日本人的国民性息息相关。去过日本的朋友都很清楚，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日本人是靠秩序谋生的民族，无论地铁里还是十字路口，商店里还是公厕里，大家都彬彬有礼，井井有条。为什么？因为，大部分日本人把让步看作利益问题，而不仅是道德问题。少数服从多数，让一步进两步，都深深地刻入到日本国民血液当中。假如一个社会的组成人员在平时或非常时期都能认同“退而进”的观念，秩序就会逐渐产生。亲历灾难后，我发现，地震发生后，国人内心恐慌，但社会却有序的原因，除了经过漫长的教育练出来的平常心外，还有“互让互惠”的国民性。

顺便说一句，地震、海啸发生后，没有一个日本人责怪自然，没有人从“这是天灾还是人祸”的角度看待灾害的发生以及接下来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的过程。自然给人类恩惠已经太多，太深，太广了，人类有什么资格责怪自然呢？死亡人数之多，失踪规模之大，避难过程之难，没有人不把它视为人祸。我们有理由，也有义务寻找尽可能有效、和谐地跟自然界打交道的办法。大地震、大海啸、核泄漏形成的史无前例的“复合型危机”，再次让日本人深思到了这一点。在令人悲伤的同时，也令人欣慰。

核的恐慌

“核”这种东西，以国际政治为专业的我，把它看作一种权力均衡的产物，也是一个国家为了维护主权而采用的一种外交武器。冷战期间，美苏两个超级大国都不断升级核威慑，维持着相对和平的格局。至今，除了部分国家，没有一个正常国家真正试图使用核武器来恐吓别人、保护自己。人类历史上，核武器只被使用过一次，二战结束前夕，美国向日本的广岛和长崎两座城市投射了原子弹。迄今为止，日本是惟一的核受害国。

“核”这个玩意儿，若能和平利用，还是有一定的好处和作用的。何况，世界各国都在谈论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增加核能源的使用，能减轻大量二氧化碳的排放造成的环境污染。《京都议定书》的主席国日本始终主张各国必须协调政策，互相减排，使地球更加清洁。日本目前使用的全部能源中，核能大概占30％。按政府计划，2030年前，要在原有的基础上增设14座左右的核电站。这说明，日本未来要更多使用核能，以便达到减排目标。

由于核受害国的历史带来的内心恐慌，日本国民在日常生活中、公共场合上谈论“核”问题是小心翼翼的，甚至是一种禁忌。但另一方面，在居民区周围往往也建设着核电站。我小时候住了一段时间的住宅区旁边就是核电站，记得那块地方很神圣，周围很平静，却不好靠近。小学6年级时，有一天我跟弟弟一起练习打棒球，球飞到核电站那边，还打破了玻璃窗户。我以为里面的工作人员会出来找我谈，甚至罚款，但结果什么也没发生。现在回想那时的情景，原因很有可能是，他们不想让外界的人知道里面的结构和设备。

综上所述，日本国民在“核”面前是充满矛盾的，甚至是世界上最矛盾的：惟一的核受害国；对核能源的高依赖；讨论核问题有禁忌，生活周围又无处不在。这次大地震、大海啸造成的核泄漏、核辐射，使日本人在“核”面前的矛盾进一步深化了。

政权内幕

15日离开日本前，我在东京国会附近，跟菅直人内阁的几名骨干人员沟通，共同探讨对策。有一位大臣向我透露说，“说实话，加藤君，那么大的海啸袭击东北海岸，靠近海边的村庄、小镇等全消失了，但核电站依然在那儿存在着，没崩溃，也没瘫痪，这一点能说明，我国的核电站还是能够令人自豪的。”政府官员们也纷纷对我说，“其实，虽然外界人士觉得这次我们没把核泄漏控制好，核辐射将扩散到东京一带，甚至海外，实际上没那么严重，现在的状况比我们预期的最坏的局面要好，形势总算是在控制当中。”我想，接下来，日本政府要避免的是“集体疲倦”。无论是控制核辐射还是安置灾民，真正制定政策的决策者们集体陷入疲惫状态，无法做出理性、正确的判断的话，后果将不堪设想。

政策协调与信息对称也很重要。此次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的过程涉及到多个不同部门：内阁、政府、国会、警察、自卫队、经济产业省、文部科学省、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媒体、非政府组织、志愿者、海外救援队……角色之多使得灾后的重建过程变得错综复杂，“协调”将是核心因素，但同时，由菅直人担任部长的“对策总部”又不能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投入在协调沟通和利益的层面，“落实”才是关键。

史无前例的复合型危机，正考验着举国一致面对大灾害的日本政府和国民，究竟有多大的决心和本事渡过难关？这一切奋斗，已远远超出了日本本身，而为世界关注。各国公民都要思考：地震是会发生的，如果下一个是你，你怎么办？（加藤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