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石，腾讯大家专栏作者，资深媒体人。

国立青少年教育振兴机构(东京)2014年9～11月，对中国、日本、韩国、美国4个国家的7761高中生进行了意识调查，今年8月28日发表了调查结果。这个结果显示，认为“自己是不行的人”的比例，日本最高，为72.5%；中国为56.4%；美国为45.1%；韩国为35.2%。而在回答“自己是否有普通的能力”这一提问时，回答“有”的中国和美国学生都超过9成，韩国为67.8%,日本停留了在55.7%。

这种调查进行过不只一次，每次调查的结果都差不多，而且这可能不仅是高中生的问题，如果调查成人，结果也会差不多。为什么日本学生没有中国学生有自信呢？这当然与社会环境和教育等都有关系，但是我认为最主要是由于文化的不同。

【讨厌“一枝独秀”的日本人】

日本人不喜欢在集团中“一枝独秀”的人，在学校里，学习成绩特别突出，往往会成为被人欺负的对象，人们不认可一个人的成功的主要原因是本人有才能，而是认为这是集团“共同协助”的结果，甚至在国际赛场上的世界冠军们也都是这样认为的。

如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许多国家的选手都获得了金牌。他们在夺冠军后，面对记者谈自己的感想时内容各异，侧重点也有所不同，但是日本选手的侧重点只有一个，那就是“感谢”，对所有的一切都感谢，感谢教练，感谢家庭，感谢声援的观众，感谢冥冥上苍……

夺得两块金牌的“蛙王”北岛康介下场第一句话就是“感谢”。他说，没有周围的人支持培养他的人们，他不会有今天的成绩。获得70公斤级女子柔道奥运会两连霸的上野雅惠得金后说，因为有各种各样支持我的人，我才有今天，我觉的这是奖励给那些支持我的人们的金牌，我要向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获得63公斤级女子柔道奥运会两连霸的谷本步实夺金后，满眼含着热泪望着会场声援她的观众说，我只有无尽的感谢。获得男子66公斤级柔道金牌的内柴正人得金后说：这并不是我一个人的力量。

从冠军致谢的小细节，可以看到日本文化的一个特征。日本是个强调集团性的社会，而从文化心理上来说，日本人并不认为人是世界的主体，也不认为个人是集团的主体。他们认为，人应该是世界与自然的补充，而个人应是集团的补充。

这在日本是一种常识，没有这种常识的人，在日本是难以成功的。日本在选拔人才时，能力是次要的，首先要看你有没有进入日本集团的人必须具有的常识。

在一本书中，读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日本大学毕业生参加某公司的就职考试，题目很奇怪也很简单，只是要用毛笔在一张书法用纸上写出自己的名字。

这个应试者不由得在心里暗暗叫苦，都什么时代了？还考这种玩艺？同时他也后悔自己平时没好好练习毛笔字。他垂头丧气地拿起了毛笔，并把书法用纸拉了过来，这时他感到这张纸有一面很光滑，而另一面却有些粗糙，于是他把纸翻到了光滑的一面，认认真真地写下了自己拙劣的字体。他很羡慕和他一起参加考试的一位同窗，这个同窗在大学的时候参加过书法俱乐部，写得一手好字。这个应试者想：我的同窗肯定是考上了，而我是彻底完蛋了。可是，考试的结果完全和他预想的相反，那个写得一手好书法的同窗落了选，而他这个对书法一窍不通的人却合格了。原来这个考试并不是以书法写得好坏作录取的标准，而是故意把书法用纸反过来放，试验考生是否能够注意这个细微的常识。 如果谁没注意到这一点，就要落选。

看到这里我想起了中国的一段故事，这段故事记载在《庄子·外篇·田子方》中，讲的是宋元君要选画师，于是来了许多画家,他们恭恭敬敬向宋元君施礼并恭恭敬敬站立在一旁濡笔调墨，还有约一半的画家站在外面等候召见。有一个画家来晚了，但他非常安详，也不急着往上挤。向宋元君施礼后，他也不站在那里等待，而是马上回到了住所。宋元君觉得很有意思，就派人去看他，只见他袒胸露背叉着脚坐在那里。宋元君说：行啊，他才是真正的画师。

这两个故事在内容上体现了非常不同的文化性格。前面那一个日本的故事，追求的是“同”，也就是要看应试者是否有常识，是否能在细微处和人们保持一致。也许，对一个会写书法的人来说，粗糙的一面能写出更漂亮的字，但字写得再好，只是你个人的事，你要来公司里工作，就要看你在极细微处能否遵守大家的原则，并且还要看你能否意识到这些极细微的原则。只有能够意识到并遵守这些原则，才能在集团中精诚且精密地相互合作。

而后面的一个中国的故事，追求的是“异”，也就是要挑选的画师必须与众不同，别的画家都在那里衣冠楚楚，垂手站立，只有后来的那个画家受揖不立尔后又袒胸露背。宋元君认为只有这样狷介不羁，充满个性的人才能完成“弘大而辟，深闳而肆”的“神似而不形似”的绘画艺术。

中国在古代时就曾为行为怪诞的反常识的天才们留有一定的空间，从魏晋以来，狷介不羁、放浪形骸还被誉为一种文人名士的美德。李白就是一个放荡不羁的天才，他经常高叫“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他没有科举的“学历”，但还是被唐玄宗低声下气地请入了宫中尊为翰林，即使他在宫中喝醉了酒，“揄扬九重万乘主，谑浪赤墀青琐贤”，让太师研墨，让大太监脱鞋，闹得太不像样子了，唐玄宗也只是“赐金放还”而已。

其实中、日的这种文化的不同从古到今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日本人推崇恭谦委曲，严格遵守既成的方式与原则，一个缺少完整常识训练的人，无论是什么样的天才，都将遭到无情的排斥，因此在日本，一个才能平平，却能做好每个常识性的细节的人的成功率要比一个狷介的天才高得多。我曾遇到过一个日本人，个性盎然，行为怪诞，他在日本发展得很不顺利，到了欧洲和美国，成了世界级的画家和哲学家。他说他如果在日本发展，在任何场合都会遭到放逐。

不了解日本文化的这种特征，就是感到不习惯甚至发生文化的冲突。2009年，日本的《朝日新闻》报道说：中国女漫画家丁冰在当年1月应角川集团holdings的邀请来到日本研修。而她遇到的难题是：与中国集中描写主人公的漫画风格不同，日本漫画将所有登场人物全部进行细致描写。角川书店的编辑吉田纱织说，“虽然她在中国很有名，但是在日本还是新人”，不仅故事情节，对于所有的登场人物、背景的描绘方法，她都对丁冰进行细心指导。丁冰说，“感觉此前只爱一个人，现在必须同时爱10个人。”这也可以说是日本的“集团文化”的一种表现。

【成功必须有“师”】

在日本也不乏成功者，甚至得诺贝尔奖的人也在亚洲最多，但是在日本，要想成功必须要有“师”，当然中国的一些学艺也是这样，但是日本的“师”的意义和中国完全不同。

在中国，我们很少听说哪个作家是同为作家的老师教出来的，但是在日本则不同，作家也讲师弟相传，如芥川龙之介拜夏目漱石为师；川端康成拜菊池宽为师；三岛由纪夫又拜川端康成为师。在诗的领域更是如此，在江户俳坛，不入师门的人很难成为被世人承认的俳谐师，人们都知道著名俳句诗人芭蕉有十个弟子，被称为“蕉门十哲”，而在中国，很难说李白、杜甫是哪个师父教出来，就是有的诗人对前辈客气客气，称前辈是“老师”，在实质的创作中，中国文学中也没有“师弟相传”的传统，文学是最具个性的，没有完全定型化的，可以代代相传的技艺，对别人的模仿只是拾人牙慧，不会得到创作的真髓。

在宗教的领域也是如此，中日虽然都有佛教信仰，但是教团的构成方式和教学宗旨很不相同。

日本宗教中有“五山十刹”制度，是指在日本全国禅寺中选出5个规模最大的寺院，然后在它们下面再选10所禅院。这种制度也是仿照中国。中国南宋建都临安后，依据古印度五精舍十塔之制，在江南禅宗聚集地确定了“五山十刹”。镰仓时代以后，“五山十刹”制度被日本所吸收。规定了镰仓的“五山”和京都“五山”。

在日本的五山世界中，有强烈的“师弟相传”的意识和传统。分成黄龙派、大慧派、古林派、圣一派、梦窗派、大应派、大觉派等等，学僧一旦从师某派禅师,今后出徒后即使转籍其他寺庙，其寺庙要属于同一派系为大原则，要不然就会被看成异端。如五山僧中严圆月，在留学元朝时深受中国禅学精神和教团内自由求法气氛的影响，毅然从曹洞宗转向临济宗，为此他受到了来自他所在日本禅宗教派的迫害，险些被暗杀。同时在日本禅宗中，墨守“师弟相传”的传统，对老师的教义僵硬而闭锁地传承的倾向比较明显，但是中国的禅宗教派中向其他教派的移籍则很自由,禅师们也不要求弟子墨守自己的教导。

如曹洞宗开山之祖洞山良价，虽终归宗于云岩昙晟门下，但他并不拘泥于一家，而是广采博学。他曾先后向五洩山灵默禅师、南泉普愿、沩山灵佑、云岩昙晟等问学。据《景德传灯录》记载，有一次他为云岩设斋忌，学僧问他：“和尚初见南泉发迹,为什么与云岩设斋。”师曰：“我不重先师道德,亦不为佛法,只重不为我说破。”又因他设忌斋，学僧问：“和尚为先师设斋,还肯先师也无。”师曰：“半肯半不肯。”曰：“为什么不全肯。”师曰：“若全肯即辜负先师也。”洞山禅师在这里主要是说∶我既不会全部重复一个老师的说法，也不会拘泥佛法字面的意思，只重那不可言说，得意忘言的“不可说破之法”。对于老师的说法，我一半首肯,一半不首肯。全部首肯老师之法就是对老师的背叛。

在中国,禅宗再兴之祖马祖禅师以后的百丈、南泉、临济禅师也都强调:不能把老师的话背个滚瓜烂熟并当做金科玉律。这个例子也可以说明：在中国，成功与否主要靠个人的努力，而在日本主要要看你属于什么集团，比如说一个地方大学毕业的学生，不管你有多大的才能，在就职的时候肯定会败给一个东京大学毕业的竞争对手。

顺便提一句，日本确实有很多得诺贝尔奖的人，但是18位在自然科学领域受奖的人中，有12位有海外留学或工作的经验，其中有些人是在海外完成的受奖成果，这一现象也是发人深省的。2014年，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日裔教授中村修二教授和两名日本科学家一起因研发出蓝光LED获得诺贝尔物理学获，中村修二是因为原来供职的日本公司对个人发明的轻视及报酬的低微不满，才赴美国供职，而在他离开日本后的几年里，一直和原供职公司因蓝光LED的发明处于尖锐的专利纠纷中，为此中村修二猛烈抨击日本对待个人发明的方式，并对其称之为“失败的日本教育体系”进行了猛烈的批评。他说：在美国，会为在某个领域有才能的学生优先开辟道路，而日本，优待所有的科目都行的“优等生”，没有让突出的才能的得以发展的系统，看到美国宽松的教育环境，他对日本很有危机感。

【日本的集体主义的长处与弱点】

中日文化性格的不同也可以从文化人类学上找到根据。日本的文化是“稻作文化”，“稻作文化”的特征决定了古代日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水田作业需要治水，建立井堰水路和庞大的蓄水池，只有集团甚至较大的集团才能完成一个生产过程。而同样以农耕文化为基础的中国大陆主要是依靠天水作业的旱田(尤其是处于文化中心地位的北方)，和“稻作”相比，旱田劳动可以在较小的集团内，甚至个人范围内较独立地完成全部生产过程，它不像“稻作”那样对集团有强大的依赖性。因此，日本的集团功能，远比中国的集团功能大，因此也远比中国牢固。

从古代的政治制度中，也能看到这种特征。中国的科举制度从隋文帝开皇18年(598年)开始实行，此后，科举制度成了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的官僚主义的体制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对个人主义文化的形成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可以说，科举制度是世界上最早的“在才能面前人人平等”的取仕选材制度，它使无数优秀青年走出贫寒的草庐柴门，走上了仕君辅政，兴邦治国的道路。

而日本在接受中国古代诸种制度的时候，排除了科举制度。日本的官位制，虽然借鉴了中国古代官僚体制，但在发展过程中却体现了不同于中国的特征。603年（推古天皇11年），日本实行“冠位十二阶”制，此后经过数次的变迁，在701年(大宝元年)成立的《大宝令》和在718年(养老2年)成立的《养老令》中，废除了“冠位制”，采用品位制，将官职分为一品到四品的“亲王位”和“正一位”到“少初位下”的30级官职，并将属民分为高级贵族、中级贵族、下级贵族和不能成为官人的庶民4个等级。在官位制中，把三位以上称为“贵”，五位以上称为“通贵”，“贵”级别的官位，只能由高级贵族担当，“通贵”则由中级贵族担当，下级官人无论怎样努力最高只能任六位以下的官职，庶民是不能任官的，而“通贵”以上的官职，基本上世袭。

可以说，中日两种文化的“遗传因子”内化为一种文化心理，在形成中国的“个人主义”文化和日本的“集团主义”文化过程中一直潜移默化地发挥着作用。

日本的群体文化的特征，使日本的文化具有非常强韧和高效率的特点。这种具有高度协调性的群体性，正是日本人一旦结成群体，就会显现出强大力量的秘密。特别是尊重“序列”的“纵式社会”的构成方式，使日本的集团具有分工明确，职责清晰，集团中的个人严守本分，不僭越，不争论，尽职尽责，行动起来少有个性的龃龉和摩擦，迅速、准确、高效率地遂行集团目标的特点，但是这种集团文化也有其致命的弱点，那就是独立的个人难以确立，自我认知不足，个人能力难以充分发挥，这些也都表现在了我们在文章开头提到的调查中，同时，这种文化心理，也使日本社会中的个人过于依赖群体，甚至认为贬低自己，得到集团的认同才有安全感，这也极大地削弱了个人的创造性和担负重大责任的勇气。

日本民主党代表小泽一郎在他的著作《小泽主义》中指出：美国的观光胜地大峡谷的断崖深1200米，如果从断崖上掉下去肯定摔死，但是美国在大峡谷的断崖上没有设栅栏，也没有提示危险的牌子等，更没有广播提醒人们注意，而且每年都会有几名不幸的游客从那上面摔下去丧生，但是美国仍没有设栅栏，要是在日本，只要有一个人摔下去，日本媒体就会甚嚣尘上地指责管理公园的公共机构，致使风光明媚的胜地围上刹风景的栅栏，树起写着血红的“警告”字样的牌子。

这里明显表现出日本与美国的不同，日本就是在休假和娱乐这样十分私人的行动中，也谋求“上面的保护”，如果出了事故，就会反射性地指责“政府干吗了？”；而在美国基本上是“自己的安全由自己来负责任”，当然，当自己能力无法保护自己时政府会介入，但是基本上是“自我管理”。

而日本人往往这种过于依赖群体的倾向，也会使整个社会心理出现不健全的因素。

如日本最近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那些被害人和加害者之间没有任何仇恨，甚至根本不相识，而在加害者被捕后，他们往往供述说，他们加害他人只是因为自己过得不好，不顺利，而受害的对象不管是谁都可以。那么是否可以说，他们生活在难以认识自己的责任和力量的群体中，也难以认识自己过得不好往往责任在自身这一现代个人主义社会最基本原理，正像他们中一些人取得成绩时往往要将其原因归结于集团和群体一样，另一些人也会在不同的方向上变态地延用这种思维方式，也就是在他们不幸时，会把不幸的原因归结于集团、社会，因此他们的报复也不会针对特定的个人，这是难以从群体中独立出来的个人浓重的依赖心理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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