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南开大学世界近现代史中心日本研究院教授 李卓

一个民族的性格即所谓国民性，是这个国家或民族普遍的、甚至是居于主导地位的心态、倾向、潜意识，是在其漫长的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

日本民族可能是世界上最具矛盾性的民族

日本的历史发展过程及文化风土，造就了日本人实用主义、集团主义及注重等级秩序的国民性特征，从而构成日本人与日本社会的复杂而矛盾的性格。四面环海，可耕地少，地震、海啸、台风等自然灾害频频发生的自然环境促使日本很早就孕育了比其他民族更加强烈的危机意识，由此产生了朴素的同舟共济观念。这种国民性培养造就了日本民众惟命是从的性格。二战前日本军国主义正是利用了这种精神,使战争动员达于老弱妇孺,煽起举国上下的战争狂热,只要是来自天皇和军国主义政权的声音,人们都会服从与支持。

日本民族可能是世界上最具矛盾性的民族了：就个体而言力量弱小且小心翼翼行事，一旦形成集团便力量强大甚至胆大妄为；在国内生活中彬彬有礼，在曾经发动的对外侵略战争中却极其野蛮。这样的双重性格让人们困惑：当今在世界上形象良好的日本人与当年残忍屠杀中国人的法西斯军人是一个族群吗？是什么原因让日本民族具有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一书中所说的“生性极其好斗而又非常温和；黩武而又爱美；倨傲自尊而又彬彬有礼；顽梗不化而又柔弱善变”这样的双重性格呢？

贵族与武士曾经主宰日本历史

考察日本历史可以发现，贵族与武士在不同历史时期主宰历史，这一特点对日本国民性的形成具有极其深刻的影响。贵族与武士这两大风格完全不同的政治势力长期存在及其影响，正是日本人矛盾性双重人格产生的历史与社会根源。

在日本古代国家早期，当今皇室的祖先倭王家本是列岛内众多豪族中的一员，随着其势力的增强而成为霸主，建立了大和政权。但是大和政权的权力并没有确立其神圣性与权威性，它一直面临着诸豪族的挑战。发生于645年的“乙巳之乱”及此后的一系列改革如一针强心剂，使皇权在短时间内得到巩固。然而，在律令官僚体制下，新的贵族阶层迅速成长为制度化的特权阶层，他们住在京畿，也称“公家”。“荫位制”的实施及官职家业化铺平了官僚贵族化、世袭化的道路。平安时代前期，律令国家的政权核心已经缩小到源、平、藤、橘等几大家族，至9世纪晚期，朝政基本上被置身贵族社会顶点的皇室外戚藤原氏垄断。

藤原氏专权的“摄关政治”导致天皇与外戚发生冲突。平安时代末期，欠缺武力支撑的这两大势力在政争中两败俱伤，武士乘机崛起，最终在镰仓建立了与律令制官僚政府截然不同的武家政权，让自大化改新以来建立的天皇制中央集权体制形同虚设，武士成为此后近七百年日本政治舞台的主角。

明治维新后，以改革派公卿及中下级武士为核心建立的新政权根本不可能对旧的身份制度实施彻底的革命，而是根据政局的需要对旧有身份关系进行了重组，在对大多数武士实行身份剥夺的同时，对公卿贵族恢复昔日的名誉，保留了武家社会上层——藩主大名的权力与地位。根据1869年建立的华族制度及1884年颁布的“华族令”，昔日形同水火的公卿与大名这两大势力终于集中到东京，成为“同族”——“天皇的华族”，并依据家格分别授予公爵、侯爵、伯爵、子爵、男爵等爵位。近代华族是在前近代家格门第基础上，注入近代实力主义而形成的新贵族。战后，根据1946年《日本国宪法》的规定：“对华族以及其他贵族制度，一概不予承认”，自此，承载着千余年历史的旧贵族与78年近代史的新贵族才彻底退出日本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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